独一无二的宗教改革

当代人已经认识到，与其说英国革命是所谓“资产阶革命”，不如说是一场宗教革命来得确切。13世纪以来，宗教问题成为英国社会变革的枢纽。这倒不是因为英国人格外虔诚，而是因为宗教问题从根本上涉及英国对欧洲大陆的独立性，并在英格兰与苏格兰、爱尔兰关系问题上生死攸关。500年来，英格兰与苏格兰至少能够维持“貌合”，而爱尔兰则成为一根致命的肉中刺，这无不与英国宗教改革得失成败有关，对此无论如何强调，均不为过。

伊丽莎白之父亨利八世、同父弟弟爱德华六世，与罗马天主教水火不容。同父姐姐玛丽女王以其血腥作风，使英国人对天主教深恶痛绝，宗教改革问题几无转圜余地。伊丽莎白以其左右逢源又坚持原则的政治手腕，顺应民心而又不走极端，确立了英国国教制度，使外圆内方、兼收并蓄的圣公会信仰，成为英国人区别于欧洲其他国家的特有标志之一。

应予强调的是，英格兰宗教改革从来都不是亨利八世闹离婚的即兴作品。它既为欧洲大陆宗教改革所波及，也是欧洲宗教改革的风暴源之一。英国宗教改革的本质与英格兰民族独立性密切相关。牛津大学神学教授威克利夫（1324—1383）谴责教皇贪欲，主张王权高于教权，支持英国国王没收教会财产，是布拉格大学校长胡斯（1369—1415）以及更晚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先声。

伊丽莎白即位时，由于“血腥玛丽”的偏执，以欧洲大陆为核心的天主教与英国新教之间，争斗十分激烈。英国宗教改革问题与不列颠内战、欧洲宗教战争暗礁交错，凶险万端，一着不慎，英国不仅会卷入欧洲大陆血流成河的大混战，而且也有陷入与信仰新教的苏格兰、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之间的“全面内战”之虞。

这就是伊丽莎白即位时面临的真正挑战。难以想象的是，她竟然选择并且巩固了中间道路，使新教内核与天主教外表取得平衡，从而确立了独出心裁的英国国教体系。

她操纵议会通过法令，称其为英格兰教会“最高管理者”。1571年，她主持定稿《39信条》，编入《公祷书》，沿用至今。《39信条》采取中间立场，持守“广涵”原则，宽容而中庸:与天主教一刀两断，又保留其基本形式；坚守新教要义的“因信称义”，又与加尔文的严酷无情保持距离；对马丁·路德的一些看法保持沉默，对激进的再洗礼派进行批评。这确实是典型的英格兰性格。伊丽莎白以从小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特有敏感和智慧，拆除了英国宗教战争或内战的导火索。

如此，英国摆脱了宗教战争的阴影。在此一时代，欧洲各国因宗教信仰问题大打出手。德意志宗教战争中，1/4到1/3人口丧生；圣巴特罗缪大屠杀引发9年内战，法兰西元气大伤；西班牙对新教徒迫害引发荷兰起义，使帝国最终走向衰落。伊丽莎白女王大获成功，到女王统治后期，新一代成长起来的英国人已习惯于国教制度。英国式的新教，成为英国人区别于欧洲其他国家人民的特有标志。

当然，爱尔兰问题是一个反证。伊丽莎白在爱尔兰的胜利是军事性的，而在宗教和政治上是失败的。那种斩尽杀绝，一人造反、满门抄斩的极端残暴，使爱尔兰问题成为帝国肌体上永远淌血、流脓的部分——这一直延续到当代。对叶芝、乔伊斯、贝克特、萧伯纳的伟大民族而言，伊丽莎白女王完全是另一副嘴脸。如不强调这一点，实为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