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持神术的可信性，拳民们在真的中了枪弹后也得强加掩饰。譬如袁昶在《乱中日记残稿》中说，拳民在被真枪打死了后， 大师兄过来查看则说死者“劳累已极，睡着矣”，或者“设法取出枪子，以大声呼其小名，其受伤浅而未死者，或偶活一二，则曰:醒矣，断无死理”；对伤情重不能复活的，“大师兄遍搜其身，或偶携有他物，则曰是爱财，曾抢藏人物，故致死，万不能活矣。”

但是，骗局终究是骗局，在热兵器面前，义和拳的神术统统失效。佚名者的《天津一月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团中人自诩神通广大，有受枪炮者，其师一抚摩即愈，阵亡者，念咒即复活。一日练军出征，团为先锋，一团受枪毙，练军急呼曰:老师速来看师临视。练军曰，老师速念咒。师曰，伤乎，死乎。练军曰，死矣，闻老师有法术，死者可以复活，可速作法。师扭捏曰，人死岂能复生。练军立唾其面，师俯首而去。”

为了给失效的神术圆谎，义和拳当时发明了大量的禁忌，譬如禁止那些“不洁”行为，如沾染女色，抢掠、偷盗财物等等，义和拳认为这些道德的污点会使得神术失灵，这还比较好理解。但另外一些禁忌就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了，譬如天津的义和拳一日忽然下令:“凡铺户居民之有妇女者，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缠足，男女七日内宜著红衣裤，男女七日内宜蔬食。”而北京的义和拳在攻打北堂时，“令人家烟囱上盖以红纸，又令将粪桶倒置，插纸花于上。”

在神术受挫之下，义和拳往往将他们的失败归于洋人用了义和团禁忌所忌之物，比如说天津租界“各洋楼架大炮甚多，每炮皆有一赤身妇人跨其上”。而对于进攻北京西什库教堂的失利，义和拳则声称:“此处与别处教堂不同，堂内墙壁，俱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女赤身露体，手执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

可惜的是，虚幻终究是虚幻，神术本无效，解释、禁忌再多也不过是无用功。

（六）、权威与反权威

在义和拳蜂拥进入北京后，清廷试图将义和团归入其统辖和调度之中，这便有了拳民们赴庄王府“挂号报道”的闹剧。不仅如此，直隶各地也竞相效仿，将拳民编成乡团，也被称为官团。清廷宣战后，更是褒奖拳民为义民，慈禧太后还拿出10万两私房钱发给拳民，以示鼓励。另外，京城还在各地设点发米，这使得更多的拳民们涌入北京。

可惜的是，清廷的如意算盘最终还是落空了。那些已挂号或被编为乡团的拳民们并不甘心受官府的约束调遣，就连在端王府“挂过号”的义和拳都直截了当的跟载漪说:“王所遵者皇上，我们遵者玉帝”。对拳民们的不肯受抚、“桀骜相竞”的混乱状况，各地的地方官也是束手无策，直隶提督吕本元就曾感叹说:“拳匪骄抗不驯，官诚无法制也。”

对于义和拳来说，光有合法化还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原秩序的冲击破坏者，他们也要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据各方记载，在当时的北京和天津街头，义和拳几乎每晚要传下坛谕，或“令家家向东南叩头”；或“令各家烧香点灯，贴红纸条，不准睡”；或命“用红布写'义和团之神位'张之门首”；或“传令各家将烟囱用红纸蒙严，不许动烟火，不许茹荤，三更时在院中向东南方上供馒头五个，凉水一碗，铜钱百文，行三拜九叩礼”；甚至还荒唐地要求妇女不准梳头，不准洗脚，不准出门，不准下坑等等。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中也说，“义和团民传知各户，每晚门首各点红灯一个，以助神道灭洋之举。故大街小巷，夜间如火龙。”

在这种狂乱的气氛下，义和拳借助屠戮教民的血腥暴力和“降神附体”等各种迷信仪式，他们在极短的时间里便取得了在正常秩序下不可企及的权威，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勃然而兴的民间神权权威模式。对此，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曾这样记载:“各团领袖，皆称大师兄。……大师兄躬代神位，口含天宪，因此声势赫耀，可以颐指而气使，凡隶该团本域住民，无论富贵贫贱，生死祸富，举出于其一言之下。此职率由地方豪猾充任，其威力远出郡县长官之上。” 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说:“谓神来皆以夜，每薄暮，什百成群，呼啸周衢。令居民皆烧香，无敢违者。香烟蔽城，结为黑雾，入夜则通城惨惨，有鬼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