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谣言与从众行为

庚子年是个谣言盛行的时期，正如时人所说，“谣言谬说，日盈于耳。”这个时期的谣言基本是继承了之前三十年的反洋教斗争传统，内容也大同小异，无外乎传教士“拐骗男女幼孩，取其精髓，造作丸药”；“童子割肾，妇女切乳，剜眼取胎，婴孩同煮”；入教后“子淫其母，兄淫其妹，父奸其女，翁奸其媳”；这些谣言，目的是将外国传教士丑化成妖魔鬼怪，虽然都是些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但由于其形象突出、鲜血淋漓，倒也具有极大的煽动力。

谣言之所以能够广泛传布，还在于当时社会上的一种普遍弥漫的焦虑情绪，而在政府权威缺位、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这种焦虑情绪往往导致民众的紧张和盲目性，进而导致社会心理学中所说的“从众行为”，俗称为“随大流”。所谓“言者不知其妄，闻者信以为真”，“言者如是，闻而传者如是，传而力争者复如是”，结果是一传十，十传百，人云亦云，异口同声，待到“假到真时真亦假”的时候，这种强烈的社会舆论和环境气氛使得人们不得不信，反对自己的理性思考持存疑的态度（因为谣言至少可以缓解因不确定性带来的紧张焦虑情绪）。

正如前文所说，义和拳在快速传播过程中使用当时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那就是在传单揭帖的末尾都有诸如“传一张能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方之灾”或 “传三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此方四邻之灾；如见不传，必受刀头之罪”一类的恐吓性内容，这使得义和拳的观念---当然也包括谣言在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传播，这也是义和拳迫使人们“顺从”或“从众”的一种手段。

谣言对当时人的生活影响还是很大的。其中，义和拳使用最为成功的一个谣言是教民往公用水井中投毒，这在激起普通民众与教民的对立乃至仇视中起到了非常有效的作用，甚至造成了华北部分地区的恐慌。由于局势剧烈动荡，普通百姓在惊惶恐惧中很容易受到谣言的影响，譬如《潜园琐记》中曾描写庚子年义和拳高潮时期，山西太原“百十村庄因讹言而传扰者大半”，每当讹言一起，即“人民惊惶，群相奔走”；“悲啼呼号，男负其妻，子负其母，披星踏露，四散遁逃”。例如七月七日夜半，“街市传言教民来攻城，阖城士庶奔走相蹂躏”，等到天晓，始知无事；过了几天，又传“柳林庄教民乱”，“各村人民惊恐无措，鸣铜锣，缮守御，田亩农夫佥负耒□而归，老弱妇女咸仰屋而泣”---后来才知道根本是子虚乌有，虚惊一场，“民乃不扰”。

类似的事情，在天津等地也多有发生，可谓是稍有风吹草动，便立即草木皆兵，这也反过来说明了社会正出于一个失控的动乱时期。为了消除心中的焦炉和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普通百姓即使没有加入到这场斗争的漩涡，但他们也必然为当时的社会形势所逼迫，最终做出超乎寻常的事情，其所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也！

（五）、神术与骗局

义和拳为了赢得更多人的支持，往往到处宣传他们“受术于神，传之〔于〕人，刀剑不入，枪子不中，掣云御风，进退自在”；能使敌人“枪炮不燃”、“可咒其火药自焚”、能“居一室斩首百里外，不以兵”等等。

事实上，义和拳最基础的神术是“刀枪不入”，其原本是一种硬气功，但这种功夫需要长时期的训练，而且效果有限，最多只能承受住冷兵器砍砸，决抵挡不了火器的攻击，至于使得洋人的“枪炮不燃”，那绝对是无稽之谈。说到底，义和拳之所以要采用迷信的方式夸耀自己的“神术”和“法力”，其主要原因还在于用神化的观念来弥补自己在武器装备的落后。

当然，这种精神胜利法对于稍有理智的人是无效的，因而大师兄们常发展一些社会见识有限、智力尚未完全开化的青少年，正如《新民府志》中的记载，义和拳“其可异者，一则响应之速，直有一日千里之势，诚不解是何神通；一则无知幼童，一诵咒言，立即迷失本性，口眼歪邪，舞刀弄棒，竟于青天白日下惨喊杀声，其狞恶不可向迩，又不解是何法力。”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中也说:“神一附体，即不省人事，持刀乱扑，视死如归。”

由于练习时间有限，“刀枪不入”的神术最后往往演变成一种魔术和戏法，或者根本就是江湖骗术。时为县令的邹谓三在《榆关纪事》中记载了这样一次表演，说“当时街面纷传，此系真正神团，众民眼见，用抬枪洋枪装药填子，拳民等皆坦腹立于百步之外，任枪对击，弹子及身，不惟不入，竟能如数接在手里以示众，众皆称奇，以为见所未见，奔坛求教者入归市。”不过，后来某高人当场拆穿了拳民的戏法，原来他们预先准备的枪子是“香面为丸，滚以铁沙”，开枪的时候面丸化作清烟，受试者在丝毫无损的情况下，在枪一响的霎那间以快捷的手法将手中先藏好铁丸弹子佯作接住射来的枪弹---这基本就是魔术表演了。不过，这种表演也有失手的时候，比如前文曾经讲到的景州宋门镇事件便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另外也有很多记载证明了拳民在真枪炮面前当场饮弹身亡的例子（有时候是被逼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