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暴戾性杀戮

毫无疑问，在庚子年的那场浩劫中，华北地区的居民们都亲眼目睹了一场野蛮杀戮的恐怖场景:开始是义和拳杀中国教民，其中也包含了极少数的外国传教士或者洋人甚至外交官（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和德国公使克林德）；接着是清军与义和拳及其八国联军的相互攻击，义和拳与清军死伤惨重；最后是八国联军对义和拳乃至中国无辜平民不加区别的残酷报复。在这个酷烈的夏天，天津的附近河流中几乎每天都有死尸漂流，而且大多是无头或者肢体不全，有时候尸体多到将河段拥堵。

据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统计，在这场浩劫中的外国遇难者为231人，但被杀的中国教民和无辜百姓，目前已经无法统计出具体数字。但根据中外各方的动辄数以百计乃至数以千计的记载来看，这个数字必然是外国遇难者的上百倍甚至是上千倍不止。据统计，仅山西一省就有5700余名教民被杀，而直隶、北京、天津的遇难人数更为巨大，如《庚子国变记》中的记载说:“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

在北京和天津等城市涌入了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的义和拳后，可以想象当时的社会秩序将是何等的混乱，而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的华北平原上，也同样可以想象那些孤立的教民们当时所处的悲惨境地。在当年的7月中旬，某士大夫管鹤逃出天津，他在《拳匪闻见录》中描述说:“沿河所见，浮尸甚多，或无头，或四肢不全。妇人之尸，往往乳头割去，阴处受伤，男妇大小，怆形万状，不忍瞩目”，“气味恶臭，终日掩鼻”，“或谓此皆教民，为拳匪所杀，平人不敢过问也。”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比如刘孟扬在《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中说义和拳“杀人之法，一刀毙命者甚少，多用乱刀齐下，将尸剁碎，其杀戮之惨，较之凌迟处死为尤甚。”

义和拳不分青红皂白的杀害教民乃至无辜者，这是一种得到充分宣泄的群体性暴戾。这种暴戾在当时被赋予了“正义性”，在失控的特殊时期里，他们因为人多势众甚至不需要承担责任。正如勒庞在其著作《乌合之众》中指出的，“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群体感情的狂暴，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得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由此，勒庞得出一个结论，这便是“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其行为主要看环境如何，它可以成为犯罪团体，也可以成为英雄主义团体。”正因为如此，“群体数量上的强大使它感到自己势不可挡，孤立的个人不可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但成为群体的一员后，足以让他产生杀人劫掠的念头并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

对于这场灾难，清廷中以载漪为首的那些守旧派需要承担相当的责任，他们不仅为这种残暴行为拍手叫好，庄王载勋还曾出告示悬赏杀洋人:“募能杀洋人者，杀一男夷赏银五十两，女夷四十两，稚夷二十两。”这种残暴无理之举，足以反映出这个亲贵集团的愚昧凶蛮之程度。事实上，这个亲贵集团为了一己之利，甚至想突行“非常之事”，所谓杀“一龙二虎”，夺得王位也（“龙”指光绪皇帝，“二虎”指礼亲王世铎和庆亲王奕劻）。

在权贵们的支持下，义和拳更是肆无忌惮，任指他人为教民，甚至借机报以私仇。据记载，如有良民被指认为教民后，便强令烧香焚表，倘若纸灰不起，便诬称为教民，结果往往是“枪刀并下，众刃相交”，或者是“乱刀剁死，就地掩埋”等。另外，还有一种辨认教民的方式便是看额头十字---但额头岂能看出什么字！不过是随意指认，随意诬指，多几个冤杀鬼罢了！

最为荒唐的是义和拳杀白莲教徒。据《西巡回銮始末记》中的记载，说义和拳“攻交民巷西什库，既屡有杀伤，志不得逞。而教民亦合群自保，拳匪不敢前，乃日於城外掠村民，谓之白莲教，以与载勋。载勋请旨交刑部斩於市，前後死者男女百馀人，号呼就戮，哀不忍闻，皆愕然不知何以至此也。观者数千人，莫不顿足叹息，怜其冤。”据时人推测，义和拳之所以要诬指无辜村民为白莲教，原因是“攻人无绩，故以此效忠”，这个结果便是一百多人无辜送命。临刑的时候，街上人看到那些穷苦黑瘦的饥民，说:“如此样儿，亦想做皇帝耶？”更荒唐的是，官人在行刑前问刘大姊、二姊:“你们习白莲教耶？” 大姊、二姊皆惊问什么是白莲教。

在失控状态下，暴力便代表了“正义”。更令人恐惧的是，类似的事情在后来八国联军对义和拳民的屠杀中，得到同样甚至是加倍的报复。在暴戾性杀戮面前，愚昧与文明几乎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加上后来那些清军残兵败勇的劫掠暴行，老百姓才是这场浩劫中的最大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