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洋与排外行为

持续旱灾带来的焦躁情绪往往会使人失去了理性，正如勒庞说的:“群众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出于对洋人与洋教破坏国人传统生活的憎恨，义和拳对一切外来事务都持一种非理性的排斥态度。除了焚教堂、杀教民之外，义和拳对洋货也是深恶痛绝，正如《天津一月记》中记载的:“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盂，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

对于义和拳此类活动，当时有很多记载，譬如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中说:“自教堂教产烧毕后，所有城内外凡沾洋字各铺所储洋货，尽行毁坏，或令贫民掠取一空。并令住户人等，不得收藏洋货，燃点洋灯。于是家家将煤油或箱或桶泼之于街。又传言杀尽教民后，将读洋书之学生一律除去，于是学生仓皇失措，所有藏洋书之家，悉将洋书付之一炬”。仲芳氏也在《庚子纪事》中说:“又哄传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更有甚者，《拳事杂记》中记载说:“当拳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睛，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枚，洋纸一张，途遇团匪，乱刀并下，皆死非命”。

由于洋货在很多方面的确具有先进性并为老百姓提供了方便，因此除了毁坏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给洋货或者带“洋”的货品改名换姓，譬如“洋药”改称“土药”、“洋布”改称“土布”或者“西布”，“洋货铺”改称“广货铺”，就连从日本引进的东洋车，本不属于“反洋”系列的产品（毕竟，日本人在国人眼中乃同文同种，和西方人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庚子年的事件本与日本无关），但车夫们还是忙不迭的将之改名为“太平车”，并用醒目的红纸贴在车尾，以防不测。六十多年后，红卫兵将“西红柿”改成“东红柿”，可谓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此一来，义和拳在精神上获得了胜利，老百姓也由此得了便利，减少了损失，倒不失为一个万全之策。义和拳在语言系统上革新颇令人忍俊不禁，如柴萼在《庚辛纪事》中说:“德宗（光绪皇帝）谓之一龙，礼王（世铎）、庆王（奕劻）谓之二虎（也有说是奕劻和李鸿章的），百官谓之百羊，百姓年三十以上或与洋人相关者谓之二毛子，年四十以上或间接与洋人相关者谓之三毛子，洋人谓之鬼，洋钱谓之鬼钞，洋炮谓之鬼铳，洋枪谓之鬼杆，火药谓之散烟粉，铁路轨道谓之铁蜈蚣，机关车谓之铁牛，电线谓之千里杆，老妇谓之老寡妇，少艾谓之小媳妇，女阴谓之小妖洞，强奸谓之搅小妖洞”，甚至连“洋”也改成右边加个“火”字，意思为“水火左右交攻”。

在义和拳的眼中，就连光绪皇帝也不是好人，因为他在康有为的怂恿下背叛祖先，搞变法维新就是引进西方的那一套东西，这是义和拳所不能容忍的。王照在《山东行脚记》里就记载了当时的很多谣言，说他在山东莱州府一带游历时，听到的“街谈巷议，大抵不外'天灭洋人'、'李鸿章卖江山'、'光绪爷奉教'、'袁世凯造反'、'康有为封六国圣人'之类”。（39）很显然，这几个人都是倾向于洋务的，这才会遭到义和拳的诋毁（流亡国外的康有为做了“六国圣人”，意思做了汉奸卖国贼）。

物极必反。1900年6月16日（五月二十），义和拳在焚烧“老德记”西药房等洋货铺的时候，连带北京南城最繁华的大栅栏商业地区1800多家店铺和7000多间民房被焚，其火势之凶猛，连巍峨的正阳门城楼都被殃及并烧毁坍塌。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里说，这次大火“焚正阳门外四千馀家，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仲芳氏在《庚子记事》中记载说:“及至延及旁处，团民不许扑救，仍令各家焚香，可保无虞，切勿自生慌扰。既至火势大发，不可挽救，而放火之团民，已趁乱逃遁矣。是以各铺户搬移不及，束手待焚，仅将账目抢护而已。”

在这个事件之后，当时很多人开始反思义和拳到底在干什么，仲芳氏在《庚子记事》的前一部分中用肯定的语气记载义和拳的种种活动与传闻，但是大栅栏大火之后，仲芳氏的态度发生明显的变化，他在文中指责义和拳造成了一场“从来未有之奇灾”，并认为“义和团如此凶横，是正耶，是邪耶，殊难揣测”；“若看其请神附体，张势作威，……焉有杀人放火之神灵乎？且焚烧大栅栏老德记一处之房，遂致漫延如此大火，何以法术无灵；以此而论，又似匪徒煽惑扰乱耳。”

对于义和拳的此类行为，杨典诰也在《庚子大事记》中认为，义和拳“虽有法力，只可以倡乱，不足以成事。……闻者惊以为神术，遂开千古未有之奇祸……四月，保定有烧电杆，毁铁路之举。不知电杆，铁路乃国家营造者，既悬'保清灭洋'之旗，而又烧焚公家之物，是直与国家为难，非乱民而何。……而老成谋国者，以为乱民不可恃，兵端不可开”。由此可见，当时清醒的人还是为数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