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的庚子事变事件曾给中国带来了无尽的创伤和迷惘，至今都在人们的心目中充满了矛盾、模糊和冲突，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义和拳这个事件本身就极为复杂，这种失控状态断非一言两语可以理清的。由此，笔者打算从六个方面对庚子年的事件做一阐述，以飨读者。

（一）、旱灾与焦躁情绪

1900年5月21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曾这么说过:“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更迅速的恢复平靖”。

很奇怪的是，庚子年北方各省的自然灾害与往年以涝为主的态势相反，这次是普遍而严重的干旱，譬如之前曾提到当时直隶的旱情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天至冬，未得下雨，汗（旱），春麦未种，……直隶三省未下透雨”。 北方的这次旱灾蔓延甚广，除了山东与直隶外，山西、河南与陕西等地也饱受干旱之苦。在很多地方的县志中，当年都有“春夏大旱”，“十室九空”，“晚禾尽萎，大饥”的记载。由此，历史上描述旱灾“赤地千里、”易子而食“的悲惨画面再次出现，其记载令人不忍卒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旱灾被水灾更加的可怕。一般来说，水灾有时间限定性，暴雨不可能一直持续，只要大水退去后，灾民尚可以回到家园重新恢复生活，而且洪水带来的淤泥还能增加土地的肥沃度，有利于提高作物的产量。再者，水灾造成的焦虑情绪往往可以通过追究渎职的水利官员得以宣泄，并可以通过疏浚河道、加高河堤等措施来恢复信心。换句话说，水灾是一目了然的，但旱灾就不一样了。

旱灾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往往在于它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它是一种持续性的、渐进式的苦难和折磨。水灾一旦发生，它便已经成为一个过去的事情，人们基本上可以确定它的结束日期并规划灾后的生活，但旱灾的不确定性则让人充满焦虑。正如柯文在《历史三调》中说的:“旱灾持续的时间越长，这样的问题就越急迫:什么时候下雨？干旱什么时候结束？它会结束吗？简言之，水灾形成后，人们最关注的是已发生之事，而旱灾形成后，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尚未发生之事。可以说，旱灾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压力更大”。

从中国传统的灾荒观来看，旱灾往往被解释为得罪了上天（玉皇大帝），因此皇帝和官员们往往会举行庄严的祈雨仪式，祈求上苍原谅，赐以甘霖。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祈雨活动都会得到回报，譬如庚子年的干旱就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缓解。

干旱使得直隶、山东等地的农民无所事事，义和拳也由此得以蔓延。据《天津政俗沿革记》中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山东义和拳其术流入天津，初犹不敢滋事，惟习拳者日众。二月，无雨，谣言益多，痛诋洋人，仇杀教民之语日有所闻。习拳者益众。三月，仍无雨，瘟气流行。拳匪趁势造言，云:'扫平洋人，自然得雨'。四月，仍无雨。各处拳匪渐有立坛者”。

最为巧妙的是，义和拳宣扬的反教观念正好为缓解干旱带来的焦虑烦躁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口，这便是在义和拳的揭帖中反复强调的，当时北方久旱不雨，原因是“洋人得罪了老天爷”，所谓“天无雨，地焦干，只因鬼子止住天”，“天久不雨，皆由上天震怒洋教所致”，只有“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天怒人怨”，在人的能力范围之内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寻找一个替罪羊便显得十分必要了。洋人洋教与中国传统及文化的格格不入，正好为天庭震怒找到了原因。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的:“群众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那些教条，具有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

反过来说，假如是洋人洋教得罪了天庭导致干旱，那普降甘霖岂不又证明了他们的无辜？正如时人王照在《行脚山东记》中说的，当德国人在山东修建铁路时，当地人“喧传凡铁路所经若干里内，禾稼皆死”，于是“齐向洋人拼命”，但“他日见禾稼不死，即为悦服洋人之日矣。”事实上，当年六月，直隶、山东交界一带下了一场透雨，附近一带的义和拳便纷纷回籍，正如某佚名士大夫记载的:“团即返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但是，并非是所有地区都像直隶、山东交界一带那么幸运，直隶北部等地区的旱情就一直没有得到缓解，这也是造成庚子年那场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那些在华的传教士也在不停的祈求上帝赐予人们一场大雨，一个传教士在信中说:“拳民们威胁要抢劫并杀害传教士和教民，……人民无所事事，只谈论如何杀洋人和教民……形势越来越险恶，如果一直不下雨，什么样的暴力事件都可能发生，我们知道，如果上帝愿意，他会普降甘霖来解救我们。”另一个传教士也说:“雨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安全，正是由于久旱无雨，他们才在这里闹事，并不是因为义和团……他们本来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但他们现在被饥饿折磨得绝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