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引见下，孙中山和黄兴两人在初次会面后一见如故，随后便决定联合在日的各革命团体，组织一个统一的革命大团体，这就是后来的中国同盟会。

1905年7月30日，中国同盟会预备会议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中举行（日本人对中国革命抱有浓厚的兴趣，其动机颇为可疑，读者宜自查之），当时参会的有76人，其中就包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汪精卫、张继、马君武、朱执信等人。会议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成立“中国同盟会”。

半个月后，日本留学生界召开了欢迎孙中山的大会，这次大会来了一千多留日学生，现场人头攒动，规模空前。在大家的翘首以盼中，孙中山来了！只见孙先生头戴草帽，身穿白哔叽西装，台上一站，帽子一摘，向下一挥手---哇塞，果然是世界级革命家的风度！

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的演讲激情澎湃（“孙大炮”的外号不是吹的），令在场的留学生们如痴如醉，可谓是一炮而红。由此，孙中山的威名不仅在日留学生中传遍，而且传到了除中国大陆之外的整个华人世界，并奠定了孙中山不可动摇的革命领袖地位。

同盟会成立后，宋教仁等人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名为《民报》，作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11月26日，《民报》第一号出版，孙中山为《民报》作发刊词，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宗旨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也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悉的“三民主义”。从此后，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性的革命团体，便开始成为清末革命的领导中心。

同盟会虽然成立了，但孙中山、黄兴等人在西南地区连续发动的八次起义都宣告失败，导致革命党内人心思变，革命气氛至为消沉。在此情况下，孙中山和黄兴等人仍未气馁，决定在广州发动新的起义，这就是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可惜的是，这次起义虽然准本充分，而且同志牺牲极大，但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在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尚在美国。直到起义后的第三天，孙中山才偶然在报纸上看到消息，于是他决定先前往各国游说，以赢得各国对革命的支持并筹集巨款回国。可惜的是，各国政府都是些势利眼，他们对武昌起义持中立态度，对革命党也不报信心，结果孙中山转了一圈也没有获得实质性成果，最后于12月21日打道回国。

孙中山的回归，倒是顺利解决了革命阵营推选领袖的问题。说实话，这时也只有孙中山才具备出任临时大总统的资格和威望。在万众瞩目之下，孙中山于12月25日抵达上海，正当他高举礼帽、向欢迎群众频频致意的时候，一个不识相的记者挤上前去，劈头便问:“孙先生，你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一愣，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来回者，惟革命精神耳！”

于是，孙中山便带着革命精神当上了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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