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遭到了清廷的通缉和港督的驱逐，最后连香港也呆不下去，只好东渡日本神户。到了日本后，孙中山不意间却发现自己成了名人，连日本的报纸上都登载了他这个“革命通缉犯”的事迹。在横滨后，孙中山剪辫易发，随后便前往檀香山---孙先生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孙科（5岁）都在长兄孙眉的资助下在那里避难。

在美国呆了几个月后，孙中山前往英国，打算绕道远东回香港去，不过，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大事件，这便是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这件事颇为蹊跷，据说孙中山在伦敦街上好好的走着，突然被大清驻英使馆人员诱捕绑架（也有人说孙中山自己走进使馆的，真是奇哉怪也）。危机时刻，孙中山通过英籍女管家赫苇太太和雇工科尔的帮助，向自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康特利和孟森紧急求救。两位先生得讯后，一面向警局报案，一面通过报纸把这事给大肆张扬出去，结果英国舆论一片哗然，英国外交部也向清使馆提出抗议，要求他们立刻将孙中山释放。在英国外交部的强硬压力下，清使馆只得将孙中山无条件释放。

清使馆这种不合外交惯例的愚蠢行为帮了孙中山的大忙。在孙中山被放出来后，他立刻向各大英文报纸遍发感谢信，感谢报界和英国大使馆的仗义相救，后来又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的小册子，使这事越炒越热，当时世界上很多知名媒体都对这个绑架事件进行深入报道（报纸最怕没新闻）。由此，中国革命开始为世界舆论所关注，孙中山也由此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国际政治明星，以至于国内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人可以取代其地位。

名气大归名气大，但孙中山发动的几次起义都没有成功，譬如庚子年10月发动的惠州起义，开始的时候形势尚好，但由于日本奸商所提供的武器多为废品，而后继的军火又接济不上，起义军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不得不就地自行解散。

庚子年后，清廷开始实行新政，国际上的压力大为减轻，孙中山久居日本也觉无趣，于是在1903年9月底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孙中山发现自己的革命发源地此时已被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派悄然占据，而自己亲手创立的兴中会竟然早已不见踪影。

失望之余，孙中山和保皇派展开了大论战，无奈保皇派当时已经势力坐大，孙中山无法撼动他们的地位。愤然之下，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致公堂，被封为洪棍（洪门中的“清贵”之职，地位虽高但无实权）。这一年多时间里，恐怕是孙中山这辈子最郁闷的时候。

不过也有时来运转的时候，1905年春，孙中山突然接到一群湖北籍留欧学生的来函并汇有八千法郎，邀请他到欧洲一游。原来，张之洞在湖北主政时，那些新式学堂的革命小青年成天闹事，把老张弄得是头皮发麻，后来他心生一计:何不用公款将他们送出国外，既可以让自己的地头清静，也博得善教爱才之名？在派送的时候，张之洞特意留了个心眼，那就是动静小的送日本，闹腾大的就送欧洲（这样麻烦可以远一点嘛）。

当时在欧洲的那些湖北官费留学生个个都很有财，他们大都是富贵人家出身，官费又充裕，日子过得逍遥自在。贫困催生造反心，这饱暖有时也会闹革命（君不见参加辛亥革命的革命党、留学生大都为富家子弟）。这些官费留学生到欧洲后想搞点革命活动，但苦于没有带头大哥，总不成事。后来，他们听说孙中山在欧洲的名气很大，而这时恰好有个叫刘成禺的留学生与孙中山有过交往，于是便通过他将孙中山邀请来欧洲，以壮声势。

孙中山接到这笔巨款，当然是喜不自禁，很快便乐滋滋的逃离美国，前往欧洲。到欧洲后，孙中山拿出了他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设民国，平均地权”，一下就把小革命党们唬住了。由此，孙中山便在他们的资助下，借机在欧洲各大城市如兜了一圈，将他的十六字纲领大加宣传一番后便又去了日本。

当时日本还有更大的事情等着孙先生去办。1905年，由于清廷鼓励留学特别是留学日本，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已经有近万人之多，而且大都聚集在东京。在那些留学生中，以黄兴最为知名。黄兴早年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中过秀才，1902年官派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还曾组织过拒俄义勇队、铁血丈夫团之类的组织。黄兴后来回长沙与宋教仁、张继、吴禄贞、刘揆一等人筹建了华兴会，黄兴出任会长。1904年，黄兴筹划长沙起义失败后再次亡命日本，可谓是留学生中响当当的革命实力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