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兰断言：“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终身制，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削弱和破坏，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开始形成。特权阶层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是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

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过程，苏共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使权力异化。概括讲：一是理想权力化。即背弃革命理想，单纯地追求权力。二是权力特权化。就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三是公仆官僚化。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四是权力商品化。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苏联解体后，前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反思自己的错误时承认：“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应该讲，他说的这句话是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而深刻反思的结果。可惜，“无可奈何花落去”，他说这句话为时已晚。

苏共失去人民群众支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体制上找原因。苏共高度集中的包括集权制、干部任命制、职务终身制在内的体制，未能适应时代的转换和改革的要求，在内部运行机制上出现了结构性危机，形成一种体制性障碍。在70多年漫长的时间里，苏联体制（包括党的体制）没有造就出能够解决自己体制问题的人，这可以说是苏联体制的最大悲剧之一。

健全体制的标志是有自生和更新的能力，它能够解决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其中也包括不把那种不能解决体制自身问题的人推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岗位。即使由于历史的误会，这样的人担任了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个体制也能制止他的姿意妄为和滥用权力，直到将他赶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