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1938年间，苏联除四个大的审判案外，在整个肃反运动中，党、政、军各部门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其中冤杀和错杀了许多人，铸成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从1922至1928年，苏联公安和安全机关总共枪决了11271名各类犯罪分子。1930年一年就达到了20201人。1937年猛增到353074人，1938年的数字是326818人。1939年骤降到4201人，1940年再下降到1939人。

1934年1月至1947年12月31日止，苏联全国各劳动营的自然死亡人数为96.21万人。1937年死亡2.5万人，1938年死亡9.5万人，1939年死亡5.5万人，1940年死亡4.67万人，1942年猛增到24.89万人。

1953年斯大林刚去世，苏共中央主席团（即苏共政治局）立刻要求安全部门提供有关在押“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数的详尽资料。1954年2月，苏总检察长鲁登科、公安部长克鲁格洛夫、司法部长戈尔申宁向苏共中央主席团连名递交了相关报告。报告中说，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是3777380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 642980人，被判劳改和监禁的有2369220人，被判流放和强制迁居的有765100人。在所有判刑人员中，对大约290万人的判决是由政治保卫局工作组、“三人审判组”和特别专案组等非常规司法机关做出的。剩下的90万人是由一般的法院、军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做出的。

1992年，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部的档案登记处处长向舆论界通报了苏联时期的全部“政治犯”资料。这些资料证明，从1917年1990年，总计有3853900人以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国事罪）被判以各类刑罚，其中827995人被判处死刑。但是这里有一小部分死刑判决没有被执行，而是改判为其他刑罚。另外，对一些刑事犯罪分子的处罚是以政治罪名进行的，这主要牵扯到国内的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些趁火打劫的打砸抢份子。

1954年，苏公安部制订了一张详细的历年安全部门抓获和随后被判以各类刑罚人员表。按照这份表格，刚结束内战的1921年，被捕的全部人数是35800人，这里包含了所有的在押刑事犯罪分子，因为初期的苏俄公安、安全部门是不分开的。1922年和1923年的相应数字是六千人和四千八百人，1928年增加到3.3万人。这里面含有部分刑事和经济犯，如走私犯、贪污、受贿分子，反映了当时苏共党内的剧烈斗争。大大小小十几个派系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带有火药味，一些反对苏共中央多数派政策的党内干部被捕、被判刑。

1930年开始，政治保卫局逮捕了2.08万人，创下了新的“纪录”。这与刚刚开始的农业集体化有直接关系，许多农民因为反抗强制集体化，被当局迁往人烟稀少的地区，开荒或是建立新城市。同时，苏共党内的反对派几乎全部被捕。1931年，1932年，1933年的相应数字是180700人、141900人和239700人。

1936年是肃反运动的第一年。按照1937年的人口普查的结果，到1937年1月1日为止，共有不少于180万人关在监狱、劳改营或是住在强制定居点。1939年进行的另一次人口普查现示，相应数字达到260万人，其中约100万人是农村来的强制移民。

苏联全国劳动营管理总局领导层向公安部负责人以及后者向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告材料说，1940年，苏联全国劳动营管理总局的中央档案里保存了800万人的个人资料。这些人包括正在服刑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和死于服刑期间的人员。自1921至1953年间，总共有1000万人曾于不同时间在古拉格服刑。在1930年，苏联全国各劳动营在营人数为17500人，1933年达到33.4万人。1937年达到119.6万人，1940年达到166万人。1941年达到了230万人，新增加的犯人来自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大批触犯劳动纪律的工人（苏联当局在三十年代末以严刑峻法对付工人，上班迟到或无故旷工会受到刑事处罚）。

从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至1944年12月止，苏联全国劳动营管理总局释放了334万人。仅从1941年6月12日至当年10月24日止，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释放了60万人，其中17.5万人被征招入伍。被释放的人主要是触犯劳动纪律的工人和不太严重的经济犯，以及军官和各类技术人员。1939至1944年止，在监狱的犯人数量徘徊于350.5万人（1939年1月）和15.52万人（1944年1月）之间。

与此同时，苏联全国各劳动营接收了255万名新犯人，主要是投敌和为德军工作的人员。1948年新的运动使古拉格的人数在1950年达到了256.1万人，创最高记录。

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曾出席过对右派分子的审判。据他亲眼目睹大多数被告精神委靡不振，非常消极。这些人用机械的语言交代，没有本人所特有的语调与风度。因此有人猜想，叶若夫可能利用药物或其他极端手段才获得了被告的口供，因为这些人毕竟是曾经出生入死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