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眼经济外交

受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影响,我国“文革”期间闭关锁国,经济外交的路子越走越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大力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指导思想。胡耀邦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思想。

1981年底,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明确了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地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在1982年1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专门作了《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的长篇讲话。在这个发言中,他论述了有关对外经济关系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提出了明确有力的方针政策。他依据马克思“生产的国际关系”理论,就对外经济关系的性质问题作了理论探讨。他指出:“在近代条件下,经济问题决不是一国的现象,必须联系到国际关系来加以考察,而不能同国际关系割裂开来。”不说“对外贸易”而用“对外经济关系”,是因为对外经济关系的内容比对外贸易广泛得多。他强调,要按照“利用两种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的观点,系统地总结经验,制订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和国际情况的发展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路子”。在讲话中,胡耀邦围绕6个问题系统阐述了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方针和政策:善于吸引国外资金、正确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大力发展国际劳务合作、大力促进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正确掌握对外经济援助、正确处理对外关系中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他强调:为了打开对外经济关系以及整个经济工作的新局面,大家必须“在战略思想上真正统一起来,在战术行动上真正协调起来”。

胡耀邦利用一切机会做有利于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事。在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亚蒙·哈默同中国合作开发煤炭资源的过程中,胡耀邦多次会见哈默博士,并听取煤炭工业部关于同哈默合资经营开发山西平朔露天煤矿情况的汇报。他还特别注意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促进中国对外经济往来。1985年4月,他出访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南太平洋五国;1986年6月,他又出访英、德、法、意等西欧四国。在这两次访问过程中,他把解决中国同这些国家经济贸易关系中的突出问题(尤其是贸易逆差问题)、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当作主要会谈内容之一。

重视中日关系

胡耀邦特别重视中日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日关系是中国同周边大国关系中发展得最顺利的双边关系,但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在歪曲历史上作文章,历史问题已成为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十二大报告中,胡耀邦将对日关系放在了大国关系的首位,指出了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日本有些势力还在美化过去侵略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的的史实,并且进行种种活动,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可见,胡耀邦对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1983年,胡耀邦访日与日方高层达成共识:加强面向21世纪的中日友好关系。在此基础上,1984年,中日两国成立了一个“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作为两国政府的咨询机构,督促两国友好交流事业的开展。中方的首席委员(日方称为座长)是王兆国(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委员会建议两国政府开展了很多活动,其中一项是:日本政府利用ODA的款项在北京建立了中日青年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