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有一点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真是聪明。”虽然当时我国的综合国力尚不强，但中国科学家的头脑却毫不逊色，当时的王淦昌、于敏等一批国家各领域的顶尖科学家都被汇聚到核武器研制中来。有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当时邓稼先，34岁；朱光亚，34岁；周光召，32岁；欧阳予，31岁……这些后来成为中国核工业栋梁的功臣，当初投身核工业时都不过30岁出头。“这些科学家当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了科技界的领导人才。”
1958年，正在全国搞“大跃进”的时候，提出了“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的口号。后来反观这两个口号虽然有大跃进不切实际的成分，但是好处还是很多的。通过“全民办铀矿”积累了一定技术力量和专家队伍。
而氢弹研制前的“技术民主”更是把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可能。李鹰翔说，“技术民主”是中国科技界的一个非常好的传统，类似于“头脑风暴”，大家坐在一起，有老科学家，有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有中层技术骨干，大家平等地进行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里没有学术权威，只有科技工作者。不管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是负责制造工作的技术工人，都可以到黑板上写出自己的想法，汇聚科学思想的火花。
“现在一些院士有时候一讲到这个事情，还是很兴奋。他们当中有老一辈的如王淦昌等，也有年轻一些的，如朱光亚、邓稼先等，这些专家都已经有很深的科学造诣，但是谁也没有见过氢弹，谁也没有研究过氢弹，氢弹对于他们来说是个未知世界，这个未知世界怎么去探索？他们心里也是没底的。所以，‘技术民主’、走群众路线这个办法是最能激发潜能和积极性的。”
李鹰翔激动地说，40年后重新回忆氢弹成功，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两弹精神今天仍然是取得成功的法宝。
择日：一年中“良辰吉日”并不多
其实早在1966年12月28日，中国就进行了氢弹的原理试验，不过当时只对外宣称“我国又成功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
李鹰翔说，氢弹爆炸的日子在科学家快马加鞭的工作下被一再提前，“周总理曾提出力争在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试验，科学家把这一时间提前了，聂荣臻元帅提出争取在1967年国庆节前完成，又被科学家提前了。科学家搞的实在太快。”
氢弹爆炸的具体日期如何选择？李鹰翔说，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天气。因为高原的天气变化无常，一年当中找到适宜的“良辰吉日”并不容易。“因为是由飞机空投氢弹，所以首先要考虑天气是否适宜飞机飞行，另外高原风沙天气多，也不能因为风沙影响了投弹的视野。当时的气象设备虽说比不上现在的，但它还是能精确地推算出哪一天的天气最适宜。”
相关阅读：
|
编辑：
梁昌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