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从上世纪30年代起直到逝世，除“文革”被迫入狱接受审查外，一直担任思想文化界的主要领导职务。他一生的成功和失败，都同党的事业，同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与建设事业紧密相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的历史就是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史的一个缩影。本文摘编自《周扬传》(罗银胜著)。

一

建国后，按黎辛的说法，“文艺界的党员领导干部，如果说周扬是一把手，丁玲可以说是二把手了，丁玲的行政级别是七级，与周扬一样，是副部长级干部”。丁玲是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党员，也是从延安来的作家，曾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在文艺界资历老、地位高、影响大，且曾担任过《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等实职，在周扬看来，丁玲有“一派”。

李之琏作为处理丁陈一案的参与者、冤案的知情人，近年觉得有责任将其内情公之于众，写了《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一文，留之后世。文章认为周扬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件所经历的三次大的起落密切相关。李之琏说:“我是1954年12月由中央组织部调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批判丁、陈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的。党组书记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兼任，作家协会的一切活动，也都由周扬直接掌握。我陆续听到一些反映，由此产生了许多想法。”

想法之一:1955年夏天，“肃反”运动正在全国展开，为什么作协党组却把重点放在批丁、陈上？众所周知，肃反和思想批判是不同性质的。这不是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混在一起了吗？想法之二:丁玲1933年遭国民党逮捕，经过一些折磨，三年后投奔陕北根据地。人们对她虽有种种议论，但在抗日战争期间，她奔赴前线；在解放战争期间深入农村参加土改，潜心创作，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全国解放后，党对她委以重任，她是当时有重大影响的一位作家。为什么作协党组要这样地批判她呢？想法之三:周扬长时期从事文艺领导工作，他对丁玲的情况，无论是长处还是弱点，都是了解的。周扬还称赞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料，时隔一年多，却由他主持批判这个曾被他颂扬为创作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优秀作品”作家的“反党活动”，到底为什么呢？

这年夏天，在所谓帮助丁玲的会上，周扬提出要丁玲先在作协党组几个人即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和阮章竞面前谈自己的历史。丁玲把自己在南京那一段日子的情况和自己的错误和盘托出。不料，周、刘、阮三个人听了以后，互相看了看，并且肯定地说“当然是自首”。丁玲的失误是没有申辩。她还根据他们的要求，讲了“过去为什么不搞清楚”。她说:“1943年在延安已经讲过了，没有做结论。我问过弼时同志，1952年我问过安子文同志，本是能做出结论的，并非由于我隐瞒了什么，我也是希望有结论的，而且我也讲过我对延安审干，对于审查我的历史，我没有意见，丝毫没有引起什么隔阂。”

25年后的1980年，从“流放地”回京的丁玲还痛苦地记得，当时会上，暴风雨式地给她加了许多罪名。据徐刚回忆，“有一部分人的发言是给人施加压力的，如周扬、刘白羽、阮章竞等同志”，这些人都是会议的组织者。康濯则在会上积极配合组织者，“一再揭发丁玲的反党暗流问题”，陈学昭“发言揭发的材料最多，也批判得最激烈”。他们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对党忠诚”。

在1955年9月6日最后一次会议上，时在中宣部文艺处供职的郭小川作了言辞激烈的发言，被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看中，认为具有战斗力。随后，郭小川出任作协秘书长。

无奈中，丁玲终于分别在两次会上作了检讨发言。

为“帮助丁玲同志认识错误”，在会议期间，周扬、刘白羽、林默涵、阮章竞同她进行了多次谈话，“帮助她准备检讨发言稿”。迫于强大的压力，也由于怕开除党籍，她在最后一次发言中“开始向党认错”。但即便如此，她的检讨还是被指责为“很不深刻、很不彻底”。

会议在组织者的掌握下，根据预先设定的轨道，终于走到了最后阶段。1955年9月6日，召开了党组扩大会。周扬在他作的总结报告中说，丁玲和陈企霞已形成“反党小集团”。最终形成了《中国作家协会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于1955年9月30日上报中宣部并转中共中央。

1955年9月3日召开的党组第16次会议，周扬在台上作总结报告。他说丁玲和陈企霞的错误已形成“反党小集团”，“康濯同志在一个时候(主要是担任中央文学讲习所秘书长期间)也曾参加过这个小集团的活动，但他在斗争中是表现积极的”，“他在会前就自动向党提供了丁玲的材料，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所以不列入反党小集团。当时文讲所丁玲有两个助手，一个是诗人田间，一个是写小说的康濯。作协为了整丁玲的材料，对这两个年轻人先进行威吓和利诱，田间受不了压力而自杀(未遂)，而康濯见风使舵，反戈一击揭发丁玲，结果成为一个转变的典型。

就这样，丁玲和陈企霞在不知情，也没有任何正式通知的情况下，被定为“丁陈反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