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蒋中正赴西安，召集各将领在西安会谈，并严督张学良、杨虎城加紧进剿陕北中共红军。蒋虽从情报中获知中共主力在到达陕北后，与当地东北军和西北军交往密切，但对张学良的忠诚并无怀疑。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向蒋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联合抗日等要求，史称“西安事变”。张学良以爲会得到苏俄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继而组织以自己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不料苏俄公开强烈反对。经宋美龄、宋子文、端纳及周恩来等人的斡旋，蒋在12月25日被释放，西安事变和平落幕，蒋回京时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西安事变和平落幕，但剿共工作功亏一篑，影响日后历史发展极深，让蒋恼恨不已。[29] [30]东北军在事变后群龙无首，遂被国民政府改编，国府对西北的控制也得以加强。中共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中共宣布解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改为边区政府，并停止“土地改革”，将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成八路军和新四军。国府则通过“根绝赤祸案”，停止军事剿共，为改编后的中共军队拨发军饷（中共党史所称的“国共第二次合作”至此开始）。此时，华北形势日益紧张。

卢沟桥事变

事先，日军在华北的挑衅行动日益露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由于山中问信较迟，蒋于九日才知。蒋采取的总对策是“不屈服不扩大方针”。[33]并密电当时的宋哲元向石家庄、保定增兵，巩固北平城防。7月13日电令宋哲元，谓“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17日，蒋在江西庐山发表了“最后关头”演说。「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至此表明了对日军挑衅的退让底线。在这里，蒋一再强调“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他认为卢沟桥事变非“偶然突发”的，而是日本“处心积虑”，所以必须反击。同时采取紧急措施，编组第一线战斗部队100个师，预备部队80个师，后备兵员100万人。国民政府亦将重要的设施、人力向西南迁移，使西南成为日后抗战的大后方。28日，北平沦陷。

日本认为攻下京沪能让中国屈服。1937年7月16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向海军军令部报告:“为制支那于死命，须以控制上海、南京为要着”。26日，蒋接见美驻华大使，告以“东亚局势已至最后关头，望告其政府，作转危爲安之计”。8月9日，两名日本军人以汽车冲入上海虹桥机场，与中国保安队战斗战死。日军乘机在上海集中兵舰，以陆战队登陆，要求中国撤退保安队，拆除防御工事。12日，日陆军省动员30万兵力分赴上海与青岛。保安队是“一二八”停战以后上海地区仅有的中国部队，蒋认为，撤退保安队，上海将与北平一样，为日军占领，故决定拒绝日方要求。8月，蒋调遣五十万精锐部队赴上海防守。8月8日，蒋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指出此次日军大举入寇，攻取平津，“此诚为我民族莫大之奇耻，亦中国历史未有之巨变”，要求全军将士:“要确立最后胜利之自信”。

淞沪战役

8月14日，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下令对日军发动总攻击，大规模对日抗战遂于淞沪全面爆发（淞沪会战）。8月20日，陈诚向蒋中正提出，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不如扩大沪事以牵制之。8月23日，增援日军在军舰密集炮火掩护下，于长江南岸强行登陆，上海战场日军参战兵力超过华北，达9个师团，20万人以上。淞沪国军转入顽强守卫战。由于蒋将主力集中在上海，缺乏运输和重武器及空军掩护，陷国军于被动挨打之局，国军伤亡很大。[34] 西方列强对中国抗战仍袖手旁观。11月7日，蒋日记写道:“保持战斗力以图持久抗战，与消失战斗力以维持一时体面相较，则当以前者为重。”同日，蒋下令中国军队自上海苏州河南岸撤退。11月11日，国军撤离上海，一溃千里。蒋决计迁都，长期抗战。

首都南京是战是守，意见不一。唐生智遂自动请缨负责守卫南京，蒋最终接受。不过，蒋也确知南京难守。11月27日，蒋巡视南京城防工事，叹惜道:“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也。”12月1日，蒋下令将沿海工厂、企业等陆续迁入内地复工生产。12月13日，南京沦陷。

坚持抗战

蒋中正在主要沿海城市被占领，经济和财政不断告急情况下，抵制住政府内部求和派压力，投入百余万国民革命军坚持抗战，尽全力阻止日军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37]蒋在12月17日发表《告全国国民书》，表示“中国持久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国之民心…… 人人敌忲，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之囯土之内国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致敌于死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38]日本于年底提出和谈条件，要求中国「放弃抗战，承认满洲囯，设立非武装区，对日赔款」。蒋乃决定对日方所提议和条件一概不理，强调日本所提出的和谈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自无考虑余地……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迁都重庆

1938年春，日本发表“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手”的声明，大量增兵进攻中国。3月29日，中国国民党于武昌举行全国代表大会，蒋中正被推举为总裁，发布“抗战建国纲领”，明示一面抗战一面建国的主张，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号召全中国青年为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努力，并通过设置“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构。4月，国军在台儿庄大胜，史称“台儿庄大捷”。5月国军撤出徐州，6月黄河决口，阻挠了日军进攻。10月25日，国军撤离武汉。12月，主张与日本媾和的汪精卫自重庆出走河内，蒋发电报给香港《大公报》的张季銮，希望舆论对汪宽留余地。12月29日汪发出“艷电”，决定提倡“中日友好”，蒋正式加以谴责。1939年元旦，中国国民党决议开除汪精卫党籍。二月，日军攻占海南岛。

抗战与建国

蒋中正于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中，受推举为议长，提出“如何建立民主政治”报告，期望在抗战中也同时树立民主政治基础。3月，蒋于重庆青木关创“中央训练团”。五月，日军发动空袭，总计对西南大后方投弹六万零一百七十四枚，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受创最烈，尤其5月3，4日，落弹上万枚，伤亡惨重。蒋在日记写道:“观我民众，遭此惨痛，仍无一句怨及抗战之言，更增余之乐观与勇气矣！中华民族之志气……残忍暴行岂能胁制！”。九月，蒋手订“县各级组织纲要”，作为实施“新县制”蓝本，对日后蒋在台湾实施地方自治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