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一个真理:贪腐最遭人民痛恨。

调查是必然的，工作却不是有效的。初步结论很快作出:查无实据，未见违法事实。调查工作看来需要长期进行。

不过这也没有用，有时对干部的审查需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苏东坡最终还是引起了皇帝的猜疑。

在司马光被赶出中央回洛阳之前，皇帝对司马光表示:“似乎苏轼人品欠佳，卿对他评价过高。”司马光替苏东坡辩解:“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深。陛下知道谢景温为王安石亲戚，控告也是由王安石煽动而起。再者，虽然苏东坡并非完美无疵，他不比隐秘母丧不报的畜生李定好得多吗？”

离开京师已经不可避免了，苏东坡干脆主动请求外调，王安石也就顺坡下驴从其所请。

要按苏东坡的政绩及才能、资历，他而今应当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圣意，亲自下旨任命苏东坡为颍州（今安徽阜阳）太守，这等于提升了苏东坡一个级别。

但圣旨在王安石与谢景温那里卡了壳，哪有处理反对派还将其提拔重用的道理？任命书呈报皇帝御批时给降了一级:苏东坡就任颍州的通判。意外的是皇帝绕了个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通判就通判吧，亲笔改动了任命书，让苏东坡去风景秀丽的杭州做通判。

此通判却非彼通判，颍州是安徽的一个小县，民地贫庾不说，论级别也如同苏东坡的老职务凤翔（今陕西凤翔）通判相当。而杭州是当时中国江南的最大都市，苏东坡就任杭州通判，与其说是被罢黜，还不如说是被提升了一级——皇帝与王安石之间的“蜜月”，看来此时已经不那么甜蜜了。

苏东坡对御史的弹劾不屑理睬，连修表自辩也不肯，任凭朝廷继续调查他那“假公济私”的“贪腐案件”，自己携眷径赴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