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工作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编者精选出100篇文章、近40万字，取名为《二万五千里》。该书编好后，手稿存于总政治部宣传部，仅供借阅。

《二万五千里》成书之际适逢西安事变爆发及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据徐梦秋回忆，毛泽东为了照顾统一战线的大局，避免刺激国民党，指示《长征记》暂缓出版，等到以后适当时机再说。这样，一拖就拖到了1942年底，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趁印刷厂工作较空的机会，把它印出来，更名为《红军长征记》。

这是长征亲历者留下的关于长征的文字记载，一部关于长征的最早最真实最珍贵的记录。

可惜的是，徐梦秋没有见到他为之付出大量心血的《红军长征记》，那部书出版之时，他已去了新疆。

徐梦秋的政治生命在叛变之时就已经结束

1937年11月，徐梦秋(化名孟一鸣) 同红军将领蔡树藩、钟赤兵和张闻天夫人刘英离开延安赴苏联治病。到达迪化后，他被新疆的铁腕人物盛世才留用，任命为教育厅副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后任代厅长，新疆省编译委员会委员长。此时的盛世才伪装进步，伪装亲苏亲共，企图利用共产党的力量来对抗蒋介石。他骨子里是反共的，阴险狡猾，玩弄权术。一边大量安排共产党员在新疆各部门工作，同时还不忘实行暗中监视。

在新疆，徐梦秋担任中共新疆省委组织部长一职，地位仅次于陈潭秋，与毛泽民大体相当。林基路、方志纯等都在他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在这段时期，徐梦秋为新疆发展教育，启迪民智，做了不少工作。

经盛世才批准，徐梦秋聘请了知名进步人士杜重远来新疆学院工作。又由杜重远出面邀请茅盾、张仲实、史枚等著名作家、学者授课。赵丹、徐韬、朱令明、叶露茜等电影明星、导演也应邀千里迢迢从陪都重庆来新疆工作，宣传抗日。

徐梦秋还写信给毛泽东，报告新疆教育严重落后闭塞的状况。毛泽东接到信后，十分重视，指示中央有关部门紧急调运陕北公学300套讲义教科书和延安解放日报社、中央图书室等机关凑出的几百本文化书刊派人搭车送往新疆，以支持徐梦秋的工作。

1941年4月，徐梦秋在妻子李玉南的陪同下，去苏联安装假肢。没想到，两个月后，苏德战争就爆发了。“本来是要到德国配腿的，走到边境上，仗就打了起来，只好回到苏联”。同年9月，德军大举进攻莫斯科。在莫斯科保卫战的隆隆炮声中，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 斯大林号召在苏联的外国人都拿起武器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徐梦秋因残疾无法参战，于是，1941年冬天，全家经哈萨克回国。

早在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之时，朝三暮四的盛世才就开始向蒋介石靠拢。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判断苏联已经自顾不暇，政治态度进一步发生变化。1942年春，他施展其惯用的手法，经过精心策划，炮制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诬称中共在新疆有秘密活动，阴谋推翻政府，把毛泽民、陈潭秋等一大批共产党人投入大牢，徐梦秋、李玉南夫妇也在其中。

1943年3月上旬，重庆派出的审判员王德溥、季源溥等4人抵达迪化。这些反共老手们的反共经验，比盛世才之流丰富得多。他们翻检了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案卷，发现里面的“证据”材料实在说不上是证据。盛世才便下令治安处长李英奇等一定要获得共产党人的“口供”，于是，在新疆治安处的刑讯室里，刽子手们严刑拷打共产党人，各种酷刑轮番使用，什么“老虎凳”、“老虎椅”、鞭抽、火烙……

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有的人舍生取义，“留取丹心照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