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英国驻中国公使萨道义受英国政府之托，与清政府在北京再开谈判。唐绍仪再次奉命以清政府专使身份，与萨道义见面。中英两国使臣见面，气氛与之前迥然不同，唐一改在加尔各答的态度，根本不谈什么“各国宪法大纲”及英国政体、人情、礼节，而是单刀直入地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西藏，西藏从来就在中国的版图上，是中国领土的一个部分!”随后出示各种典籍及古今地图，全是给西藏定位的史料。

经过几番激烈谈判，最终萨道义代表英国政府，唐绍仪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英新订藏印条约》，废除了两年前英藏双方签订的所谓《英藏条约》，使英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从属于中国。

与英谈判，唐绍仪维护了民族利益，并突出地表现了他热爱祖国的思想。这是他在为满清之臣时的光辉，达到了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辛亥革命再当谈和代表

与英谈判，展示了唐绍仪的不凡才干，使得清政府更加信任他。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授唐以会办税务大臣之职，次年(1907年)又任奉天巡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唐绍仪奏报朝廷应该“改革大清国税制”，朝廷准奏。唐兴致勃勃地领一班人马去英、法、日等八个欧亚经济强国，进行财政考察。回国后，唐夜以继日地编制《大清国税务新法》，企望为国富民强投放一剂改良之药。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城头一声清脆枪声，敲响了埋葬封建帝制的丧钟，各省纷纷响应，震憾世界，有人说这是东方睡狮醒了。清廷本已将袁世凯废掉，驱逐出京，拟永不再用，然而革命形势逼人，而朝廷里真是山穷水尽，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地步。问题是连“廖化”也找不出一个来，怎么办?还是启用废臣袁世凯，请其出山，率兵南下。袁到汉口旗开得胜，又占汉阳，革命军节节败退，武昌告急。各省代表共推首义有功之士黎元洪为元帅。袁世凯审时度势，抓住首战告捷的好时机，向黎元洪提出议和，英国公使亦从中斡旋。黎元洪也是求之不得，与革命党人商量，作出“虚临时总统位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决议。

12月3日，革命党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21条，意在监督临时总统的个人权力。12月7日，黎元洪提议由伍廷芳为革命党一方代表率代表团，拟与袁氏谈和。袁世凯此时的身份为清政府的“责任内阁”，为议和，他启用“老伙计”唐绍仪。

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归来，到达上海，此时又恰恰是南北议和代表均在沪上。议和的谈判已进行两轮，会上决定，一是马上停止战争；二是确定国家废专制为共和体制。双方代表基本达成共识，没有多少阻力。此时，唐绍仪是清廷代表，怎么同意实行共和体制呢?这是因为唐平日深研各国国体，具有近代文明思想，在议和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正当此时，孙中山归来了，这是一位极具影响的政治家、革命党领袖人物，革命党利用孙中山的影响，改变策略，趁势在12月29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对袁施加压力，要求袁世凯及时逼溥仪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