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父亲在中南海演出结束后应邀和中央首长一起观看卓别林的电影《杀人喜剧》(又名《凡尔杜先生》)。父亲被安排坐在刘少奇主席和王光美同志身边，电影是原文的，王光美同志负责为刘主席翻译。很快，银幕上出现了一个药瓶的特写，标签上的英文自然难不倒这位师大化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她读出声：“CHLOROFORM(氯仿)。”然后又小声地自言自语：“CHLOROFORM是干什么用的？”坐在她身边的父亲轻声说：“是一种麻醉剂。”“您懂英语？”王光美同志显然很诧异。父亲急忙解释说：“不！我只是看过剧本。”显然，这次意外的接触，给这位国家主席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她对父亲有点“刮目相看”。父亲再次见到王光美同志已经是十几年以后，1977年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团拜会上了。在经历了十年之久的生死磨难以后又能重逢，大家都非常激动，相互牵挂着的心总算得到了慰藉。或许是注定的缘分，这年“十一”的国庆招待会上，他们的座位恰巧又被安排在一起。从那儿以后，王光美一直关心着我们全家人。就连后来我们住的木樨地国管局属下的房子，听说也是她和叶子龙、郑天翔等几位老首长帮忙争取到的。

1981年1月，王光美将一份她发表在《工人日报》上的回忆文章——《永恒的纪念》托人送给家父，标题上方有王光美亲笔题写“宝林同志指正。王光美81年1月28日”的字样。这份报纸一直被父亲珍藏在他的档案柜里。1982年6月，我家搬到木樨地24号楼，我家终于和王光美成了邻居。自此，每年都会收到她通过传达室转来的新年贺卡。我在父亲的遗物中还发现了一封王光美1989年2月3日写给父亲的亲笔信：“宝林教授：您赠我的熊猫烟，我已转送给‘刘少奇纪念馆’保存，并将陈列于其怀念室中。您的真情厚意我也向主管同志转述。谢谢您对少奇同志的深情怀念。紧紧地握手！王光美。”那一刻，我似乎想起父亲曾经说过，刘主席生前喜欢抽“熊猫”牌香烟，这种烟“文革”后已不多见，父亲偶然得之，转送王光美，以示怀念之情吧。1991年底，父亲胃癌手术后，王光美还在秘书的陪同下来家里看望过父亲，其时，她自己也是乳腺癌术后不久的病人。由此，我们全家人都对她充满了感激和钦佩。

父亲在一篇回忆周恩来总理的文章中曾有这样一段叙述：1950年我在怀仁堂为毛主席演出，周总理坐在毛主席和朱老总中间。当时斯大林同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刚发表。那天我在“垫话”里说“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可是使用语言是有阶级性的”。这时只见总理高兴地笑了，先拍了拍朱老总，又拍了拍主席。说了什么我不知道，大概意思是：你看，连艺人也学马列主义了。又有一次，那是1956年在怀仁堂，父亲和郭启儒先生合说《阴阳五行》，当说到最后“锅字怎么写？”“左边一个金……”“有金了……”时，总理情不自禁地“口害——”了一声，同时一甩手。恰似捧哏的演员说到这儿时的手势，显然总理完全进入了情节！因此，父亲认为周总理是最好的“观众”，听得认真、仔细，哪里好哪里不好，演员政治上、艺术上有没有进步，都听得出来。在一次联欢会上，我母亲陪周总理一起跳舞，总理边跳边对她说：“宝林同志放手一点嘛，写一点东西嘛！”其实，总理是在鼓励我父亲，要他解放思想，多为人民创作好的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