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故居所发生的“误会”一度鲜为人知，可能因为这次误会只是一件小事，不是针对寓所本身而发生的。

据周恩来7月1日致邓颖超的电报，史良告诉他孙中山故居中的一个老仆人曾被拘留，但她不知道详细经过。史良是1949年6月初离开上海去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所以事情应该是在她临走前才发生的。但不管怎样，被拘留者是孙中山故居的老仆人，周恩来恐怕会引起宋庆龄的不满。

他指示邓颖超:“如尚未释放，望市委速开释，并查明理由。如系错在我方，应正式向其认错道歉，并对老仆人的损失予以赔偿。如系错在彼方，而错并不大，应予以释放，勿使孙夫人为此介怀。”就邓颖超7月5日致中央电来看，这只是一件小事，老仆人当日就释放了，“所发生误会已向宋庆龄解释”。

其时，对于孙中山故居，中共中央在解决“孙寓所误会”的同时就表示了高度重视，曾明令上海市委“要保存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旧居，以资纪念”。

在7月1日的电报中，周恩来又细致地关照邓颖超:长途旅行，宋庆龄病体难支，“可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大约三天可达”。

宋庆龄患有严重的荨麻疹，她每遇过度紧张或过度劳累，此病便会剧烈发作。1949年上半年，宋庆龄几乎是在病痛中度过的，先是重感冒，继而是剧烈的神经痛、高血压。大夫令她卧床休息并放弃所有的工作和活动，当她病得只能抱着热水袋呆在床上时，由于“那些处于绝望挣扎中的人，在逃脱即将来临的局面之前”，仍在对她施加“巨大的压力”，所以她被迫下床去会见一些不得不见的人。形势最为紧张时，正值春季，恰是皮肤病高发季节，正患肠胃病的宋庆龄荨麻疹大发。在给王安娜的信中，她无奈地说:“在过去两个星期中，焦虑和麻烦成了我全部的生活，苦苦缠住我不放。我已经不再年轻了，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轻易地把那些影响立即消除……”巨大的精神压力使宋庆龄急欲放松自己，所以她还未等邓颖超开口，就向邓提出“希望能到苏联疗病，并在国外工作一时期”。

邓颖超对宋庆龄的病痛十分同情，她在6月27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据其病情，乘火车赴平确不无困难”，拟暂缓长途旅行。周恩来据此提出，“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而孙(夫人)希望到苏联养病，当于新政协后进行交涉，估计必能办到，病治好后，亦可至东欧新民主国家参观”。

经过邓颖超和廖梦醒的多次劝说，当6月30日邓颖超向宋庆龄出示毛、周亲笔邀请函时，宋庆龄终于答应北上赴平。在邓颖超将7月1日中央来电告诉宋庆龄后，得知能坐头等卧车，宋庆龄非常高兴。尽管邓颖超叮嘱宋庆龄要保密，但是宋庆龄还是忍不住悄悄告诉了即将赴北平工作的王安娜:“因为我无法在北平呆上几个月，所以我只要能及时赶到那里参加会议就行。但是，此事要绝对保密，因为他们不想挨炸弹(保密)，因此我建议你在8月份请假一个月，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乘坐豪华的特快列车南下了。”

7月5日，邓颖超致电中央汇报宋庆龄已同意在7月10日后动身，“但只拟在北平住半月到一个月即返沪”。电报发出后，邓颖超在与宋庆龄谈话中又得知“她须在八月六日前赶回上海为其姨母祝寿”，考虑到新政协极有可能在8月中旬召开，于是经与宋庆龄商量，邓颖超决定将行期推迟到8月6日以后，并立即于7月6日再发电报向中央汇报。

7月9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给邓颖超发出了第二封电报，告诉邓“新政协八月半后方能开”，要求邓与宋商量，请宋先来北平，“八月初南返”，8月中旬再由回沪一行的史良陪伴“北来”参加会议，若宋不同意则照原定计划将行期推至 8月6日以后。“颖超在沪如能养病，可留候夫人同来。”

新政协的具体召开日期是宋庆龄最关心的问题，因为她“无法在北平呆上几个月”，“只要能及时赶到那里参加会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