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几秒钟时间，宋美龄眼神梭巡会议桌一圈之后，回过头来问蒋经国:“经国，你有什么意见?”蒋经国已经被哈医师一大套英文医学名词，搞得如坠五里雾中，完全无从判断哈医师是不是真能救自己阿爹一命，蒋经国明白宋美龄早已心有定见，自己根本无从在专业上反驳哈医师什么，他只好回说，一切请母亲决定吧!

听完蒋经国这句“一切请母亲决定吧”，医疗小组明白一切已经没有指望，连蒋经国都无条件投降了，他们只能坐着待最坏的情况发生了。

宋美龄以半洋文半上海话高声说，“我认为外国医生的意见很好，既然经国也没有意见，我们就决定请哈医师博士为总统施行肺部手术吧!”

老太太明明知道医疗小组并不认同哈医师的“高见”，却完全不给他们讲话的机会，在宋美龄强势作为之下，她强制性作出了会议的最后结论。会议结束之后，医疗小组成员个个心灰意冷，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蒋经国怕宋美龄怕到这种程度，抽肺脏积水，可不是闹着玩的。在20世纪70年代，这种手术在台湾很少对80岁以上的老人施行，更何况蒋介石曾经一度昏迷，心脏机能又是如此脆弱，医疗小组的医师们个个摇头叹息。

“国危思良相，病笃思良医。”这群蒋介石的“御医”们，想起蒋介石1972年第一次昏迷前夕，蒋介石的医疗小组特地派了卢光舜大夫，到美国敦请华裔心脏名医余南庚博士。

余博士早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通过庚子赔款奖学金留学考试，出国深造。毕业后任职于美国纽约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心脏科，不久便成为科主任。他生长于中国备受帝国主义者欺凌的时代，深切体会到这一代中国人负有振兴华夏的重责大任，余博士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良医救人的使命感。卢光舜医师远涉重洋，到美国找到余博士，当面说明蒋介石病情危在旦夕，希望能延聘余博士到台湾为蒋介石治病，余博士当下答应接受这项任务，放下手边的医疗工作，远涉重洋，专程从美国赶到台湾。

从此，余博士经常往返美国、台湾两地，到台湾，短则停留几个礼拜，长则停留好几个月。每天一大早，“总统府”派车到余博士下榻的圆山饭店，载他上“荣民总医院”“总统病房”。一天工作时间总是超过十几个小时，为了照顾蒋介石病情，他日以继夜，无怨无悔，拿的酬劳也不过是工作范围的应有报酬，从未借机勒索敲竹杠。

医疗小组成员大家心里有数，余南庚是咱们中国人，他为蒋介石治病，是基于一份民族意识，不是为金钱。但是，哈医师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据说，宋美龄透过美国的孔家，花了好多钱，才把他礼聘到台湾，为蒋介石开刀。哈医师毕竟是外国人，你们的“总统”生死存亡，干他何事?所以，他只管给专业意见，只管动手术刀，台湾当局付钱埋单，开完刀，哈医师拿钱走人，不会像余南庚带着任何一丝丝感情的。

余南庚博士的民族情操和专业知识，赢得了蒋介石医疗小组医师们的一致激赏与认同。在医疗小组成员的心目中，余南庚的水准和德性，和别人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对余南庚博士，蒋介石的医疗小组成员人人心悦诚服，但是，对这个哈医师，医疗小组成员打心眼里难以服气。

为了配合哈医师匆促的行程，宋美龄主持开会的当天下午，就由洋医生在士林官邸动手术。

肺部穿刺手术不过是一项小规模的手术，不必动用手术刀划破皮肉，所以，手术不必大费周章搬到无菌室中进行。1974年年底乃至1975年年初的蒋介石，由于长期卧病和衰老等因素，他的体能状况已经十分羸弱，蒋介石的体重大幅减轻，外表也显得既苍老又衰弱，甚至连身体有些部位的痛感，都几乎丧失了。

据亲眼目睹手术进行的人士指出，那天的手术并未施行麻醉。哈医师手持一管50CC的长针筒，请副官和护士协助将原本仰卧在床上的蒋介石，翻转身体成侧躺姿势，哈医师即用那管长针筒，从背部刺进蒋介石的肺脏，再把针筒向外抽拉，从蒋介石肺部抽出好几针筒的脓血液体。

施行手术当天，宋美龄怕见血，不敢在床边看，蒋经国另有政务，到“行政院”办公去了，医疗小组的医师们，则在一旁冷眼观察。

哈医师国外出诊的时限已经届满，施行完手术不久，他随即收拾行囊搭机离台，哈医师搭的飞机刚起飞，士林官邸那群中国医师们的苦差事才刚要开始。手术完毕之后，当天夜里，医疗小组早先示警的预言终于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