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此时他还未担任组织部长）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和1940年他当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这两个决定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的情况下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他们不是叛徒，应该恢复党籍。

（3）陶铸、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的一批党员，直到七七抗战后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应当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4）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5）1976年4月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的所谓“天安门事件”，是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6）“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是中央“文革”的两个顾问之一。康生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了党政机关的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同志在党内威信高，考虑得周到，问题提得准确，语言有力。他的发言得到各组出席者的纷纷响应。

邓小平写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讲话稿提纲的手迹

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

25日大会开过，当天晚上，我到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应否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我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场上的确非常错误，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在前十几天的分组会上，发言中涉及到汪东兴负责的事情，还都避开说出他的大名。但我们觉得这种藏头露尾的做法，同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不符。左思右想，我们认为会议开到这样一个阶段，是到了该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时候了，这样做对会议有好处。

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顾虑。我们也想过最好请示领导得到同意后才做这样的事，但又觉得不便。因此就决定自己来担当这个责任了。

于是在26日上午，江一真在西北组、也是整个会议第一个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江一真肯定多年来汪东兴对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和粉碎“四人帮”立下的功劳。然后他提出，汪东兴在1976年12月说过的“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在1975年）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江一真还批评了汪东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上的态度，以及汪东兴在北京医院揭批“四人帮”时庇护刘湘屏等事情。

江一真发言后，我和杨西光在西北组做了联合发言，我们着重批评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真理标准讨论等事情。杨西光知道汪东兴的事比较多，讲得也比较具体。比如他能准确地转述汪东兴某次讲话的具体内容，并把汪讲话的时间、地点交代得清清楚楚，还举出当时在场可以作证的人名。我注意到，和我们的发言相呼应的发言慢慢地都出现了。西南组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第一人是胡绩伟。他例举的材料更具体，批评得也更有力量。以后各分组对汪东兴的指名批评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许多汪东兴的错误言行，有的发言用的语言还很尖锐。

总之，整个会议的进程中，没有发生因为在大会上公开批评这样一位副主席而受到任何指责的事情。这表明这次会议的确做到了充分发扬民主，使我们原先的顾虑成为多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