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为什么要如此大规模，没有理由地杀人，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难解的谜。鲁迅曾在《记谈话》一文中说:“先前我看见记载上说的张献忠屠戮川民的事，我总想不通他是什么意思；后来看到另一本书，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怎样破坏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

而在四川，关于张献忠为什么要屠川，《蜀碧》上记载着一个流传非常广泛的故事:

张献忠小时曾经跟随父亲赶着一头驴，到四川内江贩卖大枣。来到集市上，便顺手将驴系在一个大户人家门前的石牌坊上。待卖完枣回来牵驴时，却发现乡绅的家奴正在用鞭子抽打他家的驴。张父走上前去制止，见到自家的驴把乡绅家的石牌坊拉了屎尿，弄得很脏，便赶紧赔不是。但该家奴就是不依不饶，在此家奴的逼迫下，张父只得忍气吞声地把驴粪和驴尿收拾干净。这一侮辱性事件，自始至终被张献忠看在眼里，深深地刻进他幼小的心灵。于是他临走时，发誓说:“我复来时，尽杀尔等，方泄我恨！”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民间的版本:

一次，张献忠的部队驻守在湖北与四川交界处，有一天张献忠走出军营在山脊上大便。排完大便后，张献忠顺手就在四川境内扯了一把草，来擦屁股。没想到他抓的是一簇荨麻（又称蠚麻），顿时痛得他直叫。于是他伸手到湖北境内又扯了一把草来擦屁股。这一回，湖北的草柔软而轻松。于是乎，从此张献忠就因为四川而同四川人结下了冤仇:“川人之凶，连草都如此，我就从这里杀起。”所以，当张献忠占领四川后，就来了一个屠蜀。

民间的传说只能一笑了之，并不可信。我们也没有找到鲁迅所说的张献忠屠川是报复李自成的证据。但透过这二个故事我们还是可以明确两点:其一，张献忠确有极强的报复欲与变态的心理；其二，四川人长久以来都对张献忠的残暴感到不可理喻。

张献忠的心理变态是常年在刀光剑影，鲜血四溅的生活中的必然结果，这固然也是造成大屠杀的原因之一，但如果仅从个人性格因素上去理解四川人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我们就很难揭开历史的真相，还原其本来的面目。

巴蜀历史研究学者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四川历来就是全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根据地，秦灭六国，刘邦建立汉朝，隋统一中原，无不以四川作为根据地而展开。张献忠不可能不知道四川的重要性:入川建立根据地，攻可出汉中定西北，下长江定江南，重演隆中对的策划；退则可割据一方。

但明朝的四川并不欢迎张献忠。张献忠是陕北大饥荒的产物，四川经历了蒙古的屠杀之后，近300年的休养生息又回到了历史上“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时代，富裕殷实的川人从理智上对动乱有着天然的抗拒心理。更为重要的是，在明代，经过理学的熏陶，中原大一统的儒家观念已成四川文化的主流，民间与官府之间在价值取向上的高度一致，对“流寇”必然加以阻击。那些振振有词地说四川人夹道欢迎张献忠到来的历史学家，只不过是300年后一种虚幻的呓语。

在我看来，对文化的嫉恨，没有根据地，数十上百万军队四处流窜而与民争食，“天下未乱蜀先乱”而蜀不从乱，帝王梦的破碎是张献忠屠川的根本原因。四川太让他失望了。

公元1679年，清军攻陷重庆，张献忠的余部退往贵州，十多万军队消失在崇山峻岭，茫茫雾霭中。四川曾经有过的5000年文明也从记忆与典籍中变得漂浮不定，渐行渐远，它的再现将是又一个漫长的300年，直到三星堆与金沙的破土而出。而四川人作为一个群体形象，他的个体特征将不复再现，他的识别标签只具有地理上的，而不具有文化上的意义。一种新的，连自己都说不清楚是什么而又为人称道的移民文化即将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