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思来想去，觉得还是非司马光莫属。司马光老臣谋国，而王安石性格毕竟太偏激，差点误了国事—不，已经误了国事！神宗有了这一层考虑之后，马上下诏起用司马光。

但司马光却还在专心致志地著书立说，他在写那本著名的《资治通鉴》。直到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写完了，司马光才再次出山。只是司马光从洛阳出发的时候，神宗已经去世了，而司马光本人也已71岁，改革接下来该怎么改，北宋人民心中都没底。

司马光来到京城，接见他的是只有十岁的宋哲宗。十岁的小皇帝什么都不懂，由神宗之母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太皇太后是个守旧的人，她希望一切都再回到从前。但是司马光对她说:“先帝（宋神宗）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也不可变。”毫无疑问，写完《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是个务实的人，他想在新法和旧法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以避免社会的剧烈震荡，并最终使北宋这条破船还能稳稳当当地开下去。起码在他有生之年，司马光是不希望这个王朝变天的。

但是司马光很快就发觉，北宋这条破船绝对不可能稳稳当当开下去了。他的中庸之道也让他彻底成了一个孤独的人。首先向他叫板的是章和蔡确。章是王安石改革集团的硕果仅存者，又是名儒邵雍的得意门生，苏东坡的至友。此人恃才傲物，却也深得欧阳修的赏识。在王安石归去后，章接过改革大旗，和宰相蔡确一起，力推新法。他们俩不断牵制司马光的温和路线，并视其为头号政敌，这让司马光苦恼不已。而另一方面，太皇太后和她身边的旧派人物也对司马光的温和路线颇为不满，冷眼看他身陷尴尬境地而不出手相助。

为挽回大局，司马光说服文彦博和吕公著两位元老重臣和他一起力推温和路线，总算是将章等新党成员全部赶出京城，但是太皇太后和她身边的旧派人物却在此时“复辟”成功—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精疲力尽的司马光最终只捡拾了一地鸡毛，还有舆论对他的无情指责。

很快，这个年迈的老臣也步王安石的旧尘，归去来兮。北宋王朝最重要的两个改革人物在“改革者决没有好下场”的历史潜规则作用下偃旗息鼓，不再是这段激情正戏的主角。高潮已经过去，高潮永远过去，接下来，这个王朝差不多可以看到那个呼之欲出的阴影了—死亡阴影。

轰轰烈烈的党争

有些人注定会咸鱼翻身，只要时机成熟。

章咸鱼翻身的时机在宋哲宗16岁那年（1093年）成熟了。这一年，垂帘听政了八年的太皇太后与世长辞，宋哲宗惊喜地发现，一个属于他的时代猝不及防地到来了。他几乎没有作一点儿思想准备，虽然他渴望亲政已经好多年。

对于他的父亲神宗，宋哲宗从小是当作偶像来崇拜的，他崇拜父亲的励精图治，崇拜父亲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勇气和决心。但是宋哲宗的崇拜在太皇太后那儿被粉碎了。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八年就是粉碎宋哲宗偶像的八年，因此太皇太后一死，宋哲宗就豪迈地认定，一个属于他的改革时代开始了。他把这个时代称为“绍圣”，取“绍述先圣遗业”的意思。

绍圣元年（1094年），宋哲宗做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重新召回并重用包括章在内的新党，一时间整个王朝重新充满改革的蠢蠢欲动。但是怎么改革是个问题。人心散了，人心乱了，在这样的时代，究竟有没有一种可以凝聚朝野共识的改革理论来指引大宋往一个正确的方向走呢？章问道于陈鹳。

陈鹳是当时的名士。陈鹳与章见面于一条船上，陈鹳说:先生所问之事可以用这条船来说明，这船如果左边超重了，它不容易前行；如果把左边的货物都移到右边，那右边超重了，它也不容易前行。明白了这个道理，先生主持朝政应该心中有数了。

章听了，长叹一声:道理我是明白的，但司马光是要清算的，不消除他的影响，接下来的改革就没法进行……

陈鹳不解:清算就是彻底否定啊，你真打算将船左边的货物都移到右边吗？那船就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