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历史，“文革”的恶果

记者：确实，我们在回顾知青的历史的过程中看到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你认为造成这样的后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余杰：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感到最主要的还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30年前我们就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否定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今天在知青这个问题上还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一生最为悲哀的一笔啊。

我这里只能谈谈自己的一点感受。记得我们在1970年到云南农场的时候，首先的感觉就是很“左”。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的军代表叫宋天明，就像一个太上皇，凶的很。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祸害的重灾区。什么“划线站队”、什么“痛打落水狗”等等。在我们云南农场“奸污女知青”“吊打捆绑男知青”其惨烈程度在全国农垦系统是首屈一指的。1974年的时候还枪毙了几个现役军人。据现在可查阅到的材料看：我们当时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1973年因病残退回原地1596人，擅自返城647人，因公死亡31人，判刑52人，判死刑1人。这里不少是冤假错案。说到奸污女知青的事就更加厉害了，据当时的统计，云南兵团4个师2个独立团发生奸污女知青案件139起。以至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都很震惊，怒斥“这是国民党的行为”。还有就是知青的非正常死亡。我就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在这片土地上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到我们返城的时候，我们云南的知青在那里死了有1500人，其中上海知青有近千人。

最终使我们知青开始“造反”的原因还有艰苦的生活环境，恶劣的劳动条件，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我们刚去时候，就赶上了东风农场的大扩张。从原来的六个营（就是后来的分场）一下子扩展到十五个营。到处是“大干、苦干、拼命干”“活着干、死了算”“要胶不要命”的极左口号，连年的“大会战”。吃没有吃的，住是住在茅草房里。你干不动就会遭到无情的批判。这使我们这些17、8岁的年青人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生理上都获得了一种毫无人性的摧残。年复一年的“破草房”、“盐巴汤”、“烂泥路”，那里是我们希望的尽头。现在想想实在是有点后怕。物极必反，这是一个真理。压得太久了就会反弹。云南知青的大返城是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一种反抗情绪的大释放，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记者：那么，全国各地有许多知青，为什么是云南的知青率先起来呢？

余杰：这里有许多的历史原因。刚才说的是一方面，另外，也有我们云南知青的许多别的地方的知青不具备的条件。比如，我们云南的知青形成有特点。在我们云南农场有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各地的知青。就像一个小社会。用现在时髦的语言来说，各地的信息畅通。特别是在1978年前后，通过各地的知青在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源源不断的传到这里。虽然我们地处边疆，但是各种各样的什么“首长讲话”、“文件精神”、“政策落实”、“今冬明春回城”等消息无疑是一种“催化剂”使我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可以回家这样激动人心的大好事。加上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在一种准军事式的屯垦体制下生活，几万知青高度集中，往来便利，通讯捷畅。这就为我们知青们的以最快的速度交流信息起到了其他地区知青难以做到的事情。那些分散插队落户的知青更加是不可能做到了。总起来说，一是有信息，特别是北京的知青来的消息最多，也最为可靠。二是有环境，1978年的政治环境已经与“文化大革命”绝然不同，大家已经无所顾忌的开始讨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了。三是有组织，就是我刚才说的几万知青的相对集中。在这些条件具备的前提下，这场大返城绝对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