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草草收场，使得隐藏在改革派内部的种种矛盾尚未展开，就烟消云散。不仅如此，康有为自身的严重矛盾，也被有效地藏匿起来。一九二七年，康有为七十岁寿辰，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给他老人家送了一块匾去，同时还送了一柄玉如意，他竟然激动得“喜舞忭蹈”，一时“感极，以喜以伤”，感恩戴德地给皇上回了一封信。这真是一场闹剧，他隆重其事，不过是标榜自己一贯的忠君思想。明明是大清朝的罪人，却非要煞有介事地做戏，而这罪人的定评恰恰是他存在的意义。在给溥仪的信中，康有为借歌颂光绪皇帝，趁机为自己摆功:

先帝扫二千年之积弊，政厉雷霆；顺四万万之人心。令如流水。书朝上而电夕下，国虽旧而命维新，百日变政，万汇昭苏，举国更始以改观，外人动色而悚听。

百日维新是康有为一生中最风光的日子，经过了辛亥革命，袁氏复辟，五四运动，在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前夕，康有为不仅被人淡忘，而且一旦提起，必作为革命的对立面痛加嘲讽。此时的溥仪也已被冯玉祥撵出故宫，躲在天津的租界做寓公，潦倒对失势，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即使到了这一步，康有为仍然不改喜欢说大话的老毛病。其实他的政治理想，自始至终没有变过，说穿了就是虚君共和，大家对他的保皇思想，曾经痛加指责，很少有人能真正静下心来，想一想“虚君共和”究竟好不好。康有为的忠君从来就是演戏，他忠的只是一个傀儡，忠是假像，虚才是实。他所希望的社会，是英国似的君主立宪，因为在他的青年时代，大英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的那种强大帝国的宏伟理想，很容易打动和迷惑住年轻幼稚的光绪皇帝，但是无论康有为怎么美化，光绪终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儿皇帝。从听话当木偶这一点上，康有为选对了人，事实上光绪皇帝可以走的路只有两条，听老佛爷的话，或者听康有为的，他既不是康熙和乾隆，更不是彼得大帝和拿破仑，指望他成不了事。

康有为变法的最终目的，还是推翻封建社会，他不过是想给封建帝王一个体面的退步。封建帝王将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个必然的大趋势，顺者昌逆者亡，康有为作为一个书呆子，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更敏锐地看到这一点，并且不计后果身体力行。在他的变法方案里，曾有一个秘密的迁都计划，在他看来，北京实在是太保守，“旗人环拥，旧党弥塞，下至市侩吏胥，中则琐例繁札，种种皆亡国之具”，“非迁都避之无易种新邑，不能维新也”，因此光绪皇帝只要带一些人，逃到上海去，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解决。他提出要“改维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变衣服而易旧党心志”，主张越来越激烈，难怪旧党会觉得他是在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在毁大清朝的根基，而光绪皇帝在他的指挥下，也越来越手足无措。

民国以后，经历了一系列的内乱，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康有为因此更坚信自己的立宪思想，最符合中国国情。在他看来，有个傀儡皇帝放在那里，大家将因此断了独裁的梦想，再也用不着为最高权力争来夺去。这当然又是他的一厢情愿，因为只要有独裁的土壤，当皇帝可以搞独裁，不当皇帝也一样可以独裁。康有为编过一本书，标题骇人听闻，叫《不幸而言中不听则亡国》，他是局外人，说什么也没用。张勋复辟，他跟着起哄，因此遭到临时大总统冯国璋的通缉。见惯了风风雨雨的康有为大怒，通电天下，以一连串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复辟之事，贼喊捉贼的冯国璋乃是真正的主谋。这一招击中要害，所谓通缉便不了了之。把过错往文化人身上一推了事，这是统治者的惯用伎俩，袁世凯称帝出丑以后，玩的就是这一手，但是遇到倚老卖老的康有为，横竖不吃这一套，北洋军阀拿他老人家也没办法。

(摘自《陈旧人物》，上海书店2007年4月版，定价:1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