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是由各级官员组成的。1870年“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在“天津教案”的办理过程中，清政府的基层官员、高级官员、以慈禧为代表的朝廷，以及官场内的洋务派和顽固派都参与其间，不论他们彼此间有多少不同和矛盾，但这种互相作用的合力，形成了“天津教案”的“政府处理”。“中兴名臣”曾国藩，因代表清政府对“天津教案”的处理而物议沸腾，一时间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他自己也大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感，不久便撒手人寰。这固然是他个人的无奈喟叹，其实也是清政府已丧失正确应对现实能力、进退失据、难逃覆亡命运的隐喻。“天津教案”无疑有多种研究角度，本文主要是从清政府的决策及危机处理层面来分析此案。

了解“天津教案”及清政府的应对措施，自然不能无视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传教活动引起的与中国官方、民间的利益和文化冲突这一基本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士大夫、官绅及一般民众与洋人教会之间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反洋教”一触即发。在士大夫、官绅和一般民众眼中，洋教自然是“异类”，有关其各种传闻一直不断。其实，早在列强还未侵华的明末，就有传教士使用迷药拐人，将人杀死后拆割人的肢体、器官用以和药的传说。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魏源的 《海国图志》，也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以后，这种传闻越来越多。1870年春夏，天津地区发生疫病，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事实上，婴儿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育婴堂收留了许多本已奄奄一息的婴孩。这时，谣言在天津迅速流传，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等。各种谣言越来越多，越传越广，信之者越来越多，人们的愤怒越来越强烈。

在这种群情汹涌、险如炸药桶一点即爆的情势下，本应息事宁人的清政府却火上浇油。迷拐贩卖儿童向来就有，恰在此时，抓获了两名名为张拴、郭拐的拐童罪犯。据天津府的告示称：“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前句是实，但重要的后半句却写入了并无实据的“风闻”，其真实意思却是想强调“风闻”的“真实情”，客观效果也正如此。政府文件中正式写明了民间传言中的“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而“受人嘱托”更是不言即明地指向教会。

由于官府正式肯定了原来的传言，有关传言就更多，信者也更多，民间捉拿之风陡盛。此时，天津百姓经常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堂周围，愤怒地发表各种言论。就在这时，民众又拿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天津府严审，武兰珍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为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给。虽未经核实，但消息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确信其真，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教民与普通民众不仅口角相争，而且抛砖殴打。

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向来态度傲慢、不把中国民众和政府放在眼中的领事丰大业（Fontanier,HenriVictor）乖戾暴躁地迅速带人闯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气极败坏的丰大业在返途中遇到静海知县刘杰，在刘与之辩论时，丰大业开枪向刘射击，射死挡在前面的刘杰跟丁。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自然激起天津民变。数百名愤怒的围观百姓当即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20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其实，天津地方政府之所以一开始就以官府告示向民众指明教堂迷拐儿童、剜眼剖心制药，盖因朝中势力颇大的顽固派向来主张利用民意来抵制洋人。“天津教案”发生后，顽固派就认为民众为保卫官员而杀洋人，说明“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可以趁此机会，把京城的“夷馆”尽毁，京城的“夷酋”尽戮。著名的顽固派代表、内阁学士宋晋奏称育婴堂“有幼孩眼睛”，连慈禧太后也深信此点，向曾国藩谕道：“百姓毁堂，得人眼人心。”尽管顽固派对政府决策有相当影响，但他们毕竟不会也不敢与洋人交涉。与洋人谈判的重任，不能不落在洋务派官员身上。天津本属直隶，名重一时的直隶总督、洋务派重要官僚曾国藩，自然是处理天津教案的最佳人选。在顽固派的影响下，朝廷开始态度一度强硬，曾下令说：“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喝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威。”并表示要在各地做军事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