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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大的工作量,对台湾广播容纳不下,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广播,每种语言一天只有45分钟的节目(重播一次),无论如何是容纳不了的,只能选其重要稿件播出,只能摘要播出,有的唁电只能点到为止或综合编辑播出。 在处理唁电和悼念文章中遇到了新问题:过去凡是发表毛主席的谈话、题词、文章等是极其严格的,必须经过中央批准。可是大量的唁电和文章中谈到毛主席到某地视察、题词、谈话,对此无法、也来不及调查核实,更无法送审。对此,各新闻单位掌握标准不一致,随意删节也易造成严重政治问题。为此,中央台提出几项处理意见,经上级认可后照此办理:过去已报过的主席的活动,这次进一步报道了细节,未涉及到具体谈话内容,可用;过去未报道过的主席视察、接见等,未及具体内容,可用;过去发表的语录,未谈到毛主席在什么时候、针对什么问题讲的,这次交代了背景和细节,可用:谈到过去主席作过批示,未涉及具体内容,又确有此事,可用;谈到过去毛主席的复信、题词,有具体内容的,不用原话,可用转述的方式表述。
临终嘱咐 播出“按既定方针办”
9月16日的《新闻报摘》节目中,播出了“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一次用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惊悉毛主席逝世以后,沉痛之中,人们自然在思考和急切关注着毛主席有没有留下遗嘱?会留下什么样的遗嘱?这是关系着中国未来命运的大事啊!7天过去了,毫无信息,突然发表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石破天惊,也就不难理解了。但当时也有人暗自思忖:为什么不说是“遗嘱”?这算不算“遗嘱”?“永远按既定方针办,这符合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唯物辩证法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吗?”
当时,姚文元对播出这篇社论费尽了心机。播出的时间,最初是定在15日晚上10点,中央台的记录新闻已经作了预告,让各地到时抄收。后来,姚文元直接打电话,变动了三次播出时间,最后还是决定改在第二天的《新闻报摘》中播出。对此,大家有议论。姚文元打电话说:“深夜广播大家都休息了,听不好。”“社论还是明天早晨广播。我这样决定是正确的。”当时,对姚文元为什么要安排在早晨听众最多的时间,抢在追悼大会的前两天播出“按既定方针办”的用心并不清楚,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真相大白。事实上,在治丧活动中的9月13日,姚文元就迫不及待地布置“组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凡有这类稿子,陆续发”。
这一社论,在当天播出15次,17日播出6次,18日播出3次,三天共播出24次。
作者:
杨正泉
编辑:
刘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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