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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文章中，孙铭九一直未曾提及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也不说自己是“卫队第二营营长”，而只说是“卫队营长”，有意回避“卫队第一营”。故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外界不知捉蒋的真相。
王玉瓒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因我捉蒋有功，张副司令奖赏我5千元，又晋升为上校团长。卢沟桥事变后，我奉命北上抗日，先在华北战场与日寇奋战，后又调到上海参加淞沪战役。旅长战死于巷战，我被临危受命为副旅长。”
湮没的真相
1979年，王玉瓒在报纸上看到孙铭九撰写的关于捉蒋的文章，他觉得有必要站出来澄清真相。王便给叶剑英委员长写了一封长达6千字的信，因为叶剑英曾陪同周恩来在西安张公馆与张学良以及下辖军官会谈过，王玉瓒也在列。
叶剑英很快把信批转并责成辽宁省委“速办”。辽宁省委书记批示“请抚顺市委调处”，并派秘书专程赴抚顺催办（王玉瓒当时住在其长子所在的抚顺）。两位外调员历时3个半月，行程8700公里，查证了22个线索。
1979年底，组织上根据王曾参加过西安事变、抗日淞沪会战和云南起义的事实，对其做出了“爱国、正义、有功”的结论。两个月后，王被增补为辽宁省政协委员，后选为常委。
1981年，应全国政协之邀，王玉瓒参加了“纪念西安事变45周年”活动。此间，应邀参加了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安事变史编辑组专门召开的“关于华清池捉蒋和二·二事件辩论核实会”。
这次会议由全国政协文史办副主任、西安事变编辑组组长张魁堂主持，主要是澄清西安事变捉蒋的细节以及二·二事件。会上，王玉瓒讲述了捉蒋的全过程。
通过面对面的核实，就澄清了长期以来扑朔迷离的捉蒋真相。会后，张魁堂发表了文章《临潼捉蒋史实全貌已基本查清》，文中肯定了“守卫华清池大门的是卫队一营的一个加强连”等重要事实。
张魁堂特别写道：“如果临潼扣蒋的部署真像孙铭九所述的那样简单，就让孙率几十人一冲完事，既不顾友邻部队，也不怕蒋突围逃跑，那将置张学良将军于何地？这样一件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就简单地交由孙铭九一人带几十人去办，岂不是视同儿戏？哪里还像一个久经疆场的30万大军的统帅？”文章最后结论性地写道：“经过编辑组反复核实，临潼扣蒋的主要情况和参与人员清楚了。历史事实俱在，谁也不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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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秦嘉
编辑：
刘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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