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长期在陈毅元帅手下分管组织工作。抗日战争时，曾山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长，解放战争中，曾山又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长，并在山东主管财政经济工作和支援前线工作。山东省济南市解放后，任济南市军事委员会主任，上海市解放后，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华东解放后，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他的培育和领导下，华东地区涌现了大批经济工作能手，许多同志后来成为中央政府的骨干。

据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在1999年4月17日刊登在《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待到山花烂漫时——纪念曾山同志百年诞辰》的文章中指出：“大概有八位成为正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还有多位同志成为卓有成就的经济专家。”钱正英说：“至今，我还记得当年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开会时，在曾山同志主持下，那种英才济济一堂，敞开胸怀，各抒己见讨论的盛况。有时，一些同志争论得面红耳赤，曾山同志宽容地倾听各方意见，最后作出大家信服的结论。”钱正英说：“在当年华东军政委员会的部级干部中，我只是最年轻的一个副部长，对于财政经济的方针大计，没有多少资格参加争论，但是能旁听，这种争论，也是莫大的教育并感到是一种幸福。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种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环境，使大批人才得以脱颖而出。值得一提的是，曾山是一位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当年华东财政的部长和副部长们，来自各个解放区和上海刚刚解放的大城市，绝大多数是大学生出身，其中有些同志甚至是相当知名的学者有的秉性十分骄傲。但是曾山同志以他的高度思想政治水平和人格魅力，成为这批知识分子的当之无愧的领导人，大家信服他，依赖他。心情愉快地团结在他的周围，毫无保留地在他领导下努力工作。”

钱正英说：我不知道别人在他领导下的工作经历，对于我来说，我个人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在他直接教育下，逐渐成长起来，而且亲身体会到，在他的领导下，治淮事业是怎样做到人才辈出的。钱正英回忆：1950年3月，我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当时我在山东省黄河河务局当党委书记兼副局长，才二十七岁。在建国几十年后的今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当时也属于破格提拔，据说在讨论任命名单时，曾有过争辩，不少同志提出怀疑：“黄毛丫头怎么能当部长？”这句话传得很广，几年后，我初次见到李先念同志时，他还开玩笑说：“啊！你就是那个黄毛丫头？”

当时，华东水利部属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1950年7月，淮河发生严重水灾，根据中央决定，10月在蚌埠成立了治淮委员会，曾山兼任淮委会主任，由河南、安徽、山东三个省的省委书记或省长任副主任。华东水利部副部长汪胡桢、钱正英在淮委会工程部分任正副部长，曾山同志以后又调了吴觉、万金培两人分任淮委会秘书长和财务部长，曾山把钱正英、吴觉、万金培找在一起交待工作，明确提出要钱正英等三人为淮委党委常委，负责淮委日常工作，他（她）们三人工作得很好，这也是知人善任的硕果啊！

曾山用很大的精力抓治淮工作，定期从上海到蚌埠检查并主持重要会议，淮委也经常派钱正英赴上海向曾山汇报、请示工作。曾山对钱正英这号称“黄毛丫头”的副部长关怀备至，几乎是手拉手似的带着钱正英工作的。曾山对每一个青年都有一种慈父的感情，既坚持原则，又体贴入微。在他面前，大家可以无拘无束地倾吐心思，大胆地发表见解，曾山总是循循善诱地帮助大家分析问题，只要是正确的或稍有可取之处，他就给予肯定和鼓励，如果有了错误，他总是耐心开导，使大家心悦诚服地接受批评。每次谈话之后，都能获得前进的力量。

曾山目睹治淮工程巨大，需要众多的技术人员从事各项工作，才能完成任务，他经过调查研究，报请华东军政委员会和国务院人事部批准，从全国各地抽调技术骨干支援和在社会上广泛吸收人才外，还决定将华东地区高等院校的水利系全体毕业生都分配参加治淮，并动员两个系的三年级学生去治淮实习一年，再回校结业，各种人才一时云集蚌埠。曾山像慈父般地关心、爱护这一批优秀治淮人才，他针对当时条件差的情况，及时从华东军政委员会拨了一笔经费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他自己却过着清贫的日子），使大家怀着一种开创事业的豪情，愉快地接受分配，奔赴治淮第一线，促使治淮工程进度加快，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曾山同志在淮委成立的第一天就对大家说，要治好淮河，必须依靠全体干部、专家、技术人员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亲密团结，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时淮委的各级领导刚从长期战争过渡到经济建设，一些同志初次和许多知识分子共事，还不太习惯，不大适应这种新的环境。有些同志对知识分子的特点不够了解，往往容易看到他们的一些缺点，对他们不够信任。1950年冬，河南省白沙水库工地，这是我国自己建设的第一个大型水库，由于施工管理不严，隧洞发生塌方，造成人员伤亡。河南省治淮指挥部决定给各级技术负责人严厉处分，但没有追查有关党政领导人的责任。吴觉、万金培和钱正英都感到有些问题，向曾山同志作了汇报，曾山同意钱正英等人的意见，认为当前一部分党员干部中，还不能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有“左”的倾向。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就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作用，治淮事业就不能很好地前进。因此，曾山同志要求淮委全体同志进一步学习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文章，并由吴觉同志起草，提请治淮党委通过一项关于团结知识分子的决定，发布到治淮系统的各单位，这是治淮工作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思想建设，为知识分子的锻炼和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钱正英说，曾山同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体现了党的政策。那是1950年冬天，曾山带领许多领导同志从蚌埠出发，坐船到淮河上游查勘，船行到正阳时，随行人员中，有一位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技术员患急性阑尾炎，需要立刻送医院进行手术，但是，正阳没有医院，必须找一条船送往淮河下游的怀远县。在停泊的船只中，只有曾山乘坐的那艘船最快，曾山知道情况后，立即吩咐随行领导人员全部上岸，用自己坐的快船连夜将病人送往了怀远县医院，及时进行了手术，终于化险为夷了。

曾山同志在治淮工作中总是强调要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他在《人民民主专政是治淮的力量源泉》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治淮工程因为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的工程是依靠广大的群众力量，是依靠有高度为人民服务思想的行政和技术干部，是依靠自己的技术和生产能力。”因此，曾山当时在治淮全过程中提出了“依靠群众，依靠科学，科学与群众相结合”的口号，促使治淮工程节节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