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嵩尧在京期间，还热情帮助周恩来做有关亲属工作。1951年2月14日，他在西花厅收到表弟鲁觉侯的信后回信解释说：“这次来函并尊府世系表及令侄彦本《自传》均交中南海。唯舍侄夫妇（指周恩来、邓颖超）一日万机，直无刻暇，各处函件，多未阅览。而于尊府失业人多，则深为注意；不独尊府，舍间本家亲戚年谊知交，大率情形相同。舍侄地位固不便一一发交下属，致涉私心，实亦（因）人数太多，难于在京安插。是以去年政务院两次明令，颁布救济知识分子及失业失学群众各项办法，实皆有为。然而今令郎得有工作，令侄未知若何。人事局积存太多，无可安置，最好亦嘱其在外就近向某某机关伺机登记，青年则投考学习或参军等等，工商军政各视所宜可耳。”说得入情入理，让周恩来大为感动。

周嵩尧居京只有短短三年多时间，他晚年生活很幸福。但是，文史馆的悠闲工作也难免使他产生思乡怀旧之情。绍兴有祖居，扬州安葬有他的父母，淮安更是他最早供职、多年寓居和上学读书的地方。他很想一一回去看看。可是严于律己的周恩来考虑到老人如果回去，“当地政府一定会对他给予特殊的接待和照顾。这样无形中就会给当地政府增加负担，也影响人家正常工作”。“况且周恩来历来反对‘衣锦还乡’的旧习俗，他要自我带头，树立新社会的新风尚，给全党做出表率。就婉言劝说六伯父不要归乡省亲”。1951年3月1日，周嵩尧在给绍兴表弟鲁觉侯的信中还提到这件事：“本欲就浙省一席，舍侄以相距太远，年衰独行，不能独行。”他是个经历过满清、民国、日伪和新社会几个朝代、几个时期的人，能顾大局识大体，也就能理解侄儿周恩来的意思，打那以后再也未向周恩来提出任何个人要求。

周嵩尧的通情达理使周恩来感到十分欣慰。平素工作之余，便派人把六伯父接到西花厅，谈国事、谈家事；遇有越剧、扬剧或淮剧进京表演，周恩来总是叮嘱西花厅工作人员，别忘了买两张票给六老爷子送去。有时周恩来还邀他去颐和园同舟漫游昆明湖。说起慈禧、光绪当年在颐和园对他的召见、面试，老人捊着银白的胡须，竟像回到孩提时代，爽朗地大笑起来。周恩来还多次对去西花厅的同辈们说：“六伯父年岁大了，你们有空常去看看他，陪他说说话。”

1952年3月，周嵩尧的唯一儿子周恩夔在扬州因病去世，时年才过五旬。周恩来十分体贴周嵩尧老年丧子的哀痛心情，在征得老人同意之后，托人将他最疼爱的曾孙周国镇从扬州接来北京，一边上学一边陪伴老人家，并负担了周国镇的全部学杂及生活费用，以抚慰六伯父的丧子之痛。1952年8月，周嵩尧80大寿时，周恩来还按苏北老家习惯，邀集弟弟周恩寿及在京侄儿、侄女们，齐集到西花厅设简单的一桌家宴，为六伯父做寿。据周恩来生前卫士长成元功、卫士韩福裕等对笔者回忆，六老爷子过寿那天，总理很高兴，不仅在桌上带头敬酒，还亲自系上围裙，下厨做了淮安红烧狮子头等六老爷子喜欢吃的家乡菜。

1953年9月2日，周嵩尧先生因患老年性气管炎在北京去世，享年81岁。百忙之中的周恩来亲临北京嘉兴寺向他的六伯父遗体告别并主持了入殓仪式。9月6日，周嵩尧出殡，由他的孙子周华章引棺领穴。周恩来因公务繁忙，无法分身，便托邓颖超代表他前往送葬。邓颖超抱病送灵至北京东郊第一人民公墓，并代表周恩来亲自为周嵩尧的墓挥锹铲土，使其得以安葬。（《党史纵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