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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慑犯罪还是侵犯个人? 公捕公判再次发热

2011年05月09日 13:23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赵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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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土重来

然而,自2008年以来,示众执法又开始明显增多。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从2008年起计至本文截稿时止,经公开报道案例至少已达196起,其中,2008年29起,2009年76起,2010年78起,进入2011年以来已有13起。

“有那么多吗?”在本刊记者的采访中,公安部、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工作人员都有类似的反映。据记者统计,在上述196起案例当中,由地级以上城市组织的有15起,其余的181起均为县级城市或市辖区(占92.8%)。

较低的层级减轻了“震感”,幅员的辽阔也让上级机关显得颇为钝感。一位公安部官员对记者说,“现在一定程度上要靠舆论监督。如果网络、舆论上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或其他网络民意上没有特别的要求的话,引起的重视也许就不太够。”

据记者检索调查,与以往“严打”相较,此番示众执法来势更“凶”—大多数的示众执法针对的对象并非严重刑事犯罪,而主要是常见多发的治安类案件,尤以“两抢一盗(抢劫、抢夺、盗窃)”为甚。而一些过失犯罪(如失火、交通肇事)、涉税案件等恶性较轻的案件也在打击之列。

2010年,部分地区陆续出现对卖淫嫖娼人员进行示众性惩罚,如张榜公布卖淫嫖娼人员的个人详细资料,甚至将卖淫“小姐”牵绳游街示众,一时间引起舆论哗然。之后公安部召开了内部会议,批评了此种做法,并下发通知要求坚决制止游街示众等有损违法人员人格尊严的做法。

此外,“示众”甚至还有用作压制手段之嫌。据内地媒体2009年报道,8位村民举报村支书后被挂牌示众判刑;2010年,两名陕西渭南市富平县农民进京上访后,被县政府组织安排了一次公开处理大会。

在示众执法中,胸前挂牌、用敞篷车押解甚至让被执法人下跪等做法颇为扎眼。而网络上传的图片也多为“高清现场照”,极少有做遮盖或模糊处理。

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陈卫东对本刊记者说,“刑事追究是一场由国家发动的对个人的战争,国家强大无比,个人身单力薄,因此个人的权利必须要受到正当程序的保护,否则,这将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

“这样的做法就是要这种方式让大家看到,违法犯罪的下场就是这样的,以达到震慑的效果。”陈卫东认为,这种做试图以最直接的方式来追求最直观的“严打”效果,暴露了一种功利思想。

功利之下,近年来湖南省耒阳市已4次举行公捕公判大会。一份河北魏县的官方报告则提出要“坚持每季度召开一次公捕公判大会,以震慑犯罪、教育群众”。

一位地方警察表示,如今社会治安形势不太好,老百姓怨言很多,警方面临很大的压力。公捕公判可以让公众了解警方的工作,提升警方的公信力,也可以增强民众的安全感。

众多的公捕公判事例往往作为“政绩”在地方媒体上加以宣传,值得玩味的是,个别事例也被中央级媒体直接报道或予以转载。

据记者观察,此轮的“示众风”,也有一定“风向”可寻。被官方视作“敏感时期”的时间段,此种做法就会较为集中。以2010年为例,在“两节”(元旦、春节)期间的案例多达15宗,接近全年的20%。为“平安奥运”、“平安省运”、“确保‘两会’顺利召开”、“国际禁毒日”等,都成为一些地方召开公捕公判的“由头”。而更为常见的示众执法事件,是与各级公安系统部署的专项行动相关,如“打黑除恶”、打击卖淫嫖娼、打击“两抢一盗”等。

普法之惑

陈卫东认为,公捕公判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打击犯罪的正常手段不足,而只能借助非正常手段运动式打击犯罪。

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谢川豫介绍,在国外,也有将嫌疑人或罪犯隐私进行披露的做法,如对有性侵犯前科的人,要告知周围社区的居民。她认为,中国目前治安形势比较严峻,警方面临的问题是前所未有的,很多治理手段都在摸索当中,社会应给以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但有法律学者指出,如果执法部门罔顾各项规定,采用贬损人格的违法方式来执法,只会加重行为人的仇视和反社会心理。

在上述统计的196起示众执法事例中,参加人数少则几百上千,多则过万。其中,经媒体报道人数“上万”的就有30起,其中以2009年为甚,多达14起。而在参与的人群中,学生一般都会被作为“普法”对象受邀参加。

“这叫什么普法?”这是一位司法部官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的第一反应。在她看来,以侵害人权、违反规定的做法来“普法”,只会起到反效果。她认为,最需要“普法”的,恰恰是那些迷恋示众的官员。

陈卫东向本刊记者指出,加强法制宣传有许多可行的途径,如增加新闻的透明度、加大庭审公开的力度、组织群众旁听,对已决案件进行宣传报道等。

与“公捕”的巨大非议相比,“公判”似乎只是将范围有限的审判庭移到了有更多空间的体育场、广场等,并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

但空间也在改变着实质。一位从事刑事审判的法官表示,一般公捕公判都由当地政法委牵头,公检法部门共同参加的,而且参与人数众多,所以“形式感”很强,很难像正常庭审那样组织有效的控辩,法官也难免会受民情、民意所左右,公检法部门之间的分工界线也会变得模糊,给人“联袂演出”的感觉。

而一位地方检察官也表示,检察院的地位在公捕公判中也很尴尬,因为检察院既是批准逮捕的部门,也是公诉机关,同时又担负着法律监督的责任。在特定的场景和任务下,检察院难以实行有效监督。

一名著名的诉讼法老前辈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认为此风不可长,尤其不能将法律规定的“公开审判”变成“公民审判”,因为依据法律规定,司法权只能由人民法院行使,如果旁落他人,则容易重蹈群众运动的历史覆辙。

而据内地媒体报道,“公民审判”在一些地方却作为改革举措推出。2009年4月10日,河南省高级法院就邀请了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官员和普通市民代表参加了一起死刑上诉案件的庭审,并请受邀人员在庭审结束后发表意见,作为二审合议庭的“重要参考”。此举引来了颇多争议。

当被问及正在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是否会针对示众执法问题作出规定时,上述诉讼法专家表示“应该不会”。他认为,此类现象的重现并不是因为立法缺位,而是在法治观念的缺位。

 

[责任编辑:PN026] 标签:犯罪 公捕 公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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