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记（伟大征程）

本报记者 张丹华

西安事变纪念馆外景。　　聂珥双摄

陕西西安市临潼区华清宫，实景演出《12·12》将现场观众带回了近90年前的那段历史岁月。如今，骊山五间厅玻璃窗、墙壁上的弹孔依旧清晰可见，兵谏亭旁的虎斑石，吸引游客驻足观看。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时间由此回溯至一年前。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两次去见张学良，商谈合作抗日。1936年4月9日晚，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一座教堂中秘密会见。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

西安市青年路117号的杨虎城将军纪念馆，原为杨虎城止园别墅。在一楼会客厅，杨虎城先后会见了共产党人王世英、王炳南、南汉宸等人。作为秘密接待处，杨虎城与中共联络人员在这里达成共同停战、一致抗日的初步意见。

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西安市建国路69号的张学良公馆，如今已成为西安事变纪念馆。在史实陈列室中，一张东北军与红军的联欢照印证着当时红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初步形成。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

这时，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虽有变化，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未根本改变。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再次前往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哭谏”蒋介石抗日，遭到严厉拒绝。于是，他们决心采取“兵谏”，逼其答应抗日。

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

扣留蒋介石后，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认为西安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应该支持。12月17日，应张学良邀请，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达西安。弄清情况后，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地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据此，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历史作用。在西安事变纪念馆史实陈列室的尾厅，毛泽东对西安事变的评价格外醒目：“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近年来，西安事变纪念馆深挖文物背后的故事，举办“历史的见证——西安事变旧址群联展”“民族正气翻危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等原创展览，年参观量超100万人次。

西安事变纪念馆党支部书记、馆长王敬巍介绍：“五间厅、新城黄楼、张学良公馆、杨虎城止园别墅、高桂滋公馆、西京招待所、西安事变指挥部，这些西安事变旧址分布于西安市不同的地方。如今，它们作为红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成为游客了解这段历史的生动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