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石（国际论坛）

周峰

从浩如烟海的庭审档案来看，东京审判像一座庞大而权威的史料库，形成了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不可动摇的法律定论

80年前的春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处于开庭前的准备阶段。时任美国副检察官大卫·纳尔逊·萨顿随国际检察团来华，专责调查日军在华战争罪行，尤以搜集南京大屠杀相关证据为重。他们与多位南京大屠杀见证者面谈，并得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等多人的书面证词。

不久后，萨顿再次来到南京调查取证，并将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鼓楼医院美籍医生威尔逊等西方人士，以及许传音、伍长德、陈福宝、尚德义、梁廷芳等中国证人带到东京出庭。这段寻访证人、搜集证据的艰辛历程，随着近期萨顿档案的陆续挖掘和梳理，变得越发清晰。

东京审判，之所以被称为和平对战争、文明对野蛮、正义对邪恶的大审判，不仅是因为参与国家多、开庭时间长、审判规模大，更在于审判建立在法治原则基础之上，遵循了程序正义，给予了被告充分的辩护权，绝不是日本右翼所谓的“胜者的审判”。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累累罪行，也在检方的严密质证和日本战犯的苍白辩护中暴露无遗。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名检察官来自11个国家。其中，加拿大检察官亨利·诺兰，负责审理日本甲级战犯、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如今，33册3000多页的“诺兰档案”影印版收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从中可以看到东京审判时控辩双方的激烈交锋。

松井石根在日军进攻南京时担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应对南京大屠杀暴行负主要责任，却在宣誓证词中声称，“尽管我在南京之战中小心谨慎，但在当时忙乱的情况下，可能有一些冲动的官兵干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暴行。事后，我听说了士兵的不良行为，感到非常遗憾和难过”“12月17日进入南京城后，我才第一次从宪兵司令那听到此事”。1947年11月24日，诺兰就南京大屠杀对松井石根进行质证。在诺兰的连续追问下，松井露出了破绽，表明他并不是进入南京后才知晓日军的暴行。此前，诺兰已对日军第十六师团参谋长中泽三夫、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进行了质证，印证了松井在南京陷落后即知晓了日军在南京进行抢劫和强奸等暴行，并证实了他作为日军进攻南京的最高指挥官实际指挥着日军。松井明知南京大屠杀暴行却放任不管，最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有罪，被判处绞刑。

从浩如烟海的庭审档案来看，东京审判像一座庞大而权威的史料库，形成了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不可动摇的法律定论。尽管东京审判没有追究以日本天皇为代表的皇族成员的战争责任，细菌战和化学战的战犯亦在美军占领当局的庇护下逍遥法外，使日本军国主义的余孽未被彻底清除，但东京审判的正义性和历史贡献不可动摇、不容挑战。

这一国际大审判，体现的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意志，维护的是二战胜利成果，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石，昭示着人类：正义、光明、进步必将战胜邪恶、黑暗、反动。

（作者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