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如何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关键要读懂“10+3”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怎么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通读《决定》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在部署300多项改革举措时始终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具体可以概括为“10+3”。

“10+3”：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怎么办”

“10”实际上道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怎么办”的10个问题，即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3”本质上涉及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的3个方面，即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中国国情的3个中国特色。

可以看出，“10+3”有关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怎么办”的这些话语概括，体现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围绕“10+3”的这些改革内容和改革举措，一方面体现全面深化改革的“全面”要求，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等各方面的改革内容；另一方面体现“进一步”的重点要求，将这些改革内容视为改革的重中之重并在实施过程中予以重点关注，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将会发挥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并最终实现整体推进的作用。

体现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并突出其中的改革重点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三中全会都是聚焦改革问题的，议题一般集中在经济体制改革或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改革以及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某些重点领域改革特别是农业农村改革等。改革本质上就是解决由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所产生的社会基本矛盾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方式，而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就是解决经济领域基本矛盾的有效手段。

《决定》中有关中国式现代化“10+3”的话语概括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有4个，分别是作为重要保障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教育、科技、人才，作为必然要求的城乡融合发展，作为鲜明标识的开放，涉及经济体制改革多个方面、各个层面的内容，涵盖宏观层面的经济体制、基础层面的战略支撑、经济发展的城乡结构、经济发展的对外关系等，充分体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以及经济领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内容。

从宏观层面的经济体制来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本质上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革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乃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打头”内容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提出来，进一步彰显了宏观层面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体现了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基本要求，有力呼应了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从基础层面的战略支撑看，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必然要求，改革的目标是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党的二十大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三位一体”定位，明确三者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不仅强调教育、科技、人才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地位，而且进一步提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这不仅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

从经济发展的城乡结构看，城乡融合发展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要素“双向奔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不二选择，改革的目的就是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我国的改革肇始于农村，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和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门聚焦农业农村改革并出台相应的决定。但时至今日，城乡收入的差距、要素流动的壁垒、公共服务的不均衡、农村土地资源闲置等问题仍然存在。《决定》将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提出来，就是看到了我国农业农村特别是城镇化发展已经进入了“下半场”，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更高质量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彻底化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奠定坚实的基础。

从经济发展的对外关系看，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成功的宝贵经验和实践形态，改革的目的就是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改革与开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改革包含开放，开放也是改革的一部分，改革为开放扩大空间，开放为改革增添动力。面对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特别是一些国家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等，我国扩大开放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严峻。《决定》将开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提出来，并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等几个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扩大开放的广度，特别是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方面通过做好负面清单的“减法”和营商环境的“加法”，让“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方面，通过多边合作平台建设、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等，把“一带一路”打造成沿线国家的“幸福路”，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助推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的必然要求。

体现全面改革的要求并突出其他各领域改革的重点

除了经济体制改革外，《决定》中有关中国式现代化“10+3”的话语概括涉及其他领域改革的内容共有9个，包括民主、法治、民生、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以及“两个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特别是坚持党的领导等。可以看出，这些内容涵盖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除经济之外的所有领域以及作为支撑保障的所有方面，充分体现了统筹部署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各领域改革的要求，突出了全面改革的特点以及其他各领域改革的重点。

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看，中国式现代化呼唤这些领域的改革部署及其改革重点。在政治方面，《决定》侧重于民主和法治两个角度，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以此来部署和推动这一领域的系统改革和重点改革，有利于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各方面各领域，改革的目的是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将法治这一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以此来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改革，有利于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基础并全面推进国家现代化各方面工作的法治化，改革的目的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在文化方面，《决定》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一中国特色，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发展，改革的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在社会方面，《决定》将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突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的执政立场和建设理念，改革的目的是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

在生态文明方面，《决定》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一中国特色，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改革的目的是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与此同时，《决定》将国家安全这一中国最大的战略需求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有效构建新安全格局，以高水平安全支撑高质量发展并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改革的目的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决定》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这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引领，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将其纳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盘子，着力破解制约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提升的深层次矛盾，改革的目的是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决定》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一中国特色，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不仅积极倡导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而且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通过激发内生动力与和平利用外部资源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任务，改革的目的是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鉴于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本质特征，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的首要内容，《决定》将党的领导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决定》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在具体部署改革举措时，抓住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一原则中的原则、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这一根本中的根本、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一保障中的保障等。这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和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内在要求，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

（作者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