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需要多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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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底需要多少大学?

都说新闻要看合订本,最近有两则引人关注、讨论度极高的教育新闻,“合订”在一起看却颇耐人寻味。

一则是教育部公示拟同意设置嘉兴大学等5所本科高校,其中1所为新设,另外4所为更名。而这已经是今年以来教育部发布的第三批本科高校设置名单。

此前,针对国内高校更名乱象,教育部曾于2020年8月发文暂停了高校更名工作。直到今年5月底才重新启动,并分别于5月底、11月初和11月底分三批共新设4所高校,另有16所“学院”更名升级为“大学”,涉及重庆、河北、福建、上海等13个省份。

其中安徽无疑是最大赢家,一下子收获了3所大学,包括新设的安徽公安大学,以及蚌埠医学院更名为蚌埠医科大学,合肥学院更名为合肥大学。后者也引发了关于“省会大学”的热烈讨论。

另外,浙江、山东、河南、江西、重庆也各有两所获批。

来自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15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072所(不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820所,含本科院校1275所、高职(专科)院校1545所;成人高等学校252所。

如果再算上11月6日这批中新设的江西飞行学院,整合升格的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以及11月20日这批中新设的安徽公安学院,那么目前全国光是本科院校,数量就有1279所。

而在这3000多所高等学校里就读的学生总量,截至2022年底已经达到4655万人,比上一年增加了225万人。其中普通本科招生467.94万人,比上一年增加23.34万人,增长5.25%。

表面上看,大学数量与入学人数呈现供需两旺、持续上升的态势,但如果结合另一则新闻,问题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

根据最新统计,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人数为438万,比2023年足足减少了36万。此前,全国考研人数已经连续八连涨。报考人数从2015年时的区区164.9万,一路飙升至2023年的474万,足足增长了1.8倍,平均增速远高于同期大学本科招生。

考虑到2024年高校毕业人数将达到创纪录的1187万人,比2023年的1158万人还要多出29万人,所以今次研究生报考人数下降,可以排除学生人口基数减少的因素,基本可判定是社会预期改变所致。

再联系到上面提到的“高校大跃进”风潮依旧,大学数量持续上升,这一升一降背后的趋势讯息,值得好好解读。

过去这几十年,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高教领域也是狂飙突进。一方面,已有高校铆足了劲改名升级,“专科”升“学院”,“学院”改大学;另一方面,各地尤其是沿海一些经济发达但高教资源相对薄弱的城市,则纷纷忙着新建或引进大学。

以深圳为例,从南科大(2010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14年)、中大深圳校区(2015年)、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2016年)、哈工大深圳校区(2017年)、暨南大学深圳校区(2020年)……近年来,深圳几乎是以“一年一所”的速度在疯狂新建大学。

光是今年,深圳就将推动深圳理工大学“去筹”设立,开工建设电子科技大学(深圳)高等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院、深圳创新创意设计学院等高校及科研院所。

从市场供需的角度来看,像广东这样的全国经济、人口双第一大省,全省只有4所985、211高校,数量不仅远低于北京、江苏、上海,也不及陕西、湖北、四川,无论如何说不过去。而浙江就更可怜了,全省只靠一所浙江大学来撑牌面。

至于“山河四省”的成员,如河南,1亿多户籍人口却仅拥有郑州大学这样一所211高校。虽然在评选“双一流”高校时,这些省份的入围高校数量均有所增加,但相较其经济、人口基数,高校尤其是名校数量仍显不够,所以这些地方拼命建大学是有道理的。

当然,大学不像超市,哪个片区缺就临时新建一个充数。大学需要积累,无论是人文底蕴还是师资科研,这些都不是一日之功,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所以最开始,各地的想法是与现成的名校进行合作。尤其是中西部的一些老牌985、211高校,有师资但没钱,而东部省份有钱但缺好学校,于是两者一拍即合,成立研究院,甚至是独立校区。

据不完全统计,“双一流”高校异地办学中,西部流向东部20个,东北流向东部13个,中部流向东部15个。其中有名的如哈工大深圳校区,其高考分数线都已经超过哈尔滨本部了。

但这种“孔雀东南飞”的做法目前已经被教育部叫停。2021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十四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明确表示:“从严控制高校异地办学”“特别是严控部委所属高校、中西部高校在东部地区跨省开展异地办学,原则上不审批设立跨省异地校区。”

站在教育部的角度,这么做可以理解。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中西部经济、教育实力本来就弱,如果任由所剩不多的名牌大学、优秀老师被东部挖墙脚,结果将进一步导致沿海与内地间的教育失衡,中西部的人才外流,不利于区域均衡发展。

只是这样一来,等于是切断了各地补齐高教短板的一条重要途径,于是只能另辟蹊径,而其所想的办法,一个是中外合资办学或与港澳高校合作。前者包括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宁波诺丁汉、苏州西交利物浦等,后者过去主要集中在广东,而最近温州也和香港理工大学合作,成立了温州技术创新研究院。

另一个则是砸重金自建高校。这方面比较知名的有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杭州的西湖大学。但这样的顶尖高校毕竟是极少数,其动辄几百亿的创建经费,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负担得起的。所以更多的省份选择将本地的二三流高校改名升格,并由此产生了所谓“省会大学”的话题。

目前,全国共有12所“省会大学”。此外,长沙、西安、石家庄、太原、昆明、南宁等市也都在努力推动本地的长沙学院、西安文理学院、南宁学院等“学院”升格为“大学”。

不过梳理现有的省会大学,除了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这三所老牌985,以及郑州大学、南昌大学等两所211在省内排名第一,其余省会大学无论是实力、排名还是知名度,表现都很一般。

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大学格局基本已经定型。不管是冠以国字头,还是以所在省份或省会城市命名,其中都诞生了一批优秀的高校。人们高考报志愿,不会看你是省会命名的学校,还是城市命名的学校,而是根据具体排名,是不是985、211、“双一流”来定。炒作“省会大学”话题,是件非常无聊的事情。

进一步来说,这一轮高教大跃进、高校改名潮,基本不会改变头部大学的格局,只是增加了高校的总体数量,确保人人有大学上,但这有多大意义呢?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数量为2.1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5.4%。这个比例虽然较加拿大(51%)、以色列(46%)、日本(45%)、美国(42%)等发达国家还相距甚远。但如果我们对人群进行细分,90后、00后中上过大学的人数比例,其实已经非常高了。

202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9.6%,是1978年(1.55%)时的38倍,已迈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这种情况下继续大规模地新建、合办大学,固然可以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往上继续再提高一点,但联系到这些年社会上普遍反映“现在的本科生相当于80年代的高中生,现在硕士生的含金量甚至不如当年的本科生”,这种学历稀释作用,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

看看我们的邻邦韩国,5000多万人口拥有381所高校,大学(含两年制的“短大”及高职)录取率高达77%,全亚洲最高。但结果并不是每个上过大学的韩国人生活得都更好,相反整个社会更卷了。考公或进三星、LG这样的大企业,如果不是“SKY(首尔、高丽、延世)”三大顶级名校毕业的想都别想。

国内的情况其实也差不多。随着硕士、博士甚至海归越来越多,现在很多企业招聘开始看你的“第一学历”。如果本科不是985、211院校毕业的,哪怕读到博士,还是会受到歧视。可以说,正是因为学历持续贬值,才导致了今年研究生报考人数的下降。而人口总量的下降,则将进一步加剧这一趋势。

事实上,随着出生率的持续走低,过去几年,全国各地已陆续出现了幼儿园和小学关停潮。根据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去年各地学前教育在园幼儿和小学阶段招生数分别较上年减少177.66万人、81.19万人。受此影响,全国共关闭了5610所幼儿园和5162所普通小学。一些民营幼儿园甚至出现了给老师分派招生指标的情况。

相比幼儿园,大学受人口减少的影响具有延迟性。现在上大学的基本是2005年前后出生的,那时中国每年的出生人口还有一千五六百万,距离中国人口出现断崖式下跌、年出生人口跌破1400万的2020年,还有15年。也就是说,高校招生危机最快会在15年后出现。

但另一方面,大学培育也需要时间。现在升格或新设,到出成绩、收获口碑,起码也得一二十年。到那时,正好遇上学生人口下降潮,大学多出来怎么办?会不会像前些年高铁大跃进后,很多地方的高铁站建成了却不投入使用,或者短暂启用后,又因为客流量严重不足而停用?

事实上,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已经出现了大学招不到人,陆续关门歇业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我们与其继续新建大学,把经费浪费在更名升格上,不如拿来多建些老年大学,这才符合市场的供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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