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洪瑞:中国册封琉球使臣的高风亮节

2023-05-09 12:14:01凤凰网资讯

中国册封琉球使臣的高风亮节

作者:邱洪瑞(郑州轻工业大学)

古代琉球,自中山、山南、山北三国分立时期开始臣属于中国,向来沿用中国的年号、历法,使用汉字,直至近代被日本灭国为止。其间历代琉球王登基,均会奏请明、清朝廷派使册封,中国政府前后23次遣使册封琉球国王。这些使臣在册封琉球王之后留下了不少宝贵的著述,其中包括7部详细记述册封经过的“使录”作品(明代4部:陈侃《使琉球录》、郭汝霖《重编使琉球录》、萧崇业《使琉球录》、夏子阳《使琉球录》;清代3部:张学礼《使琉球记》、汪楫《使琉球杂录》、李鼎元《使琉球记》)。这些“使录”不仅为今人充分了解中琉关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琉球王国的影响等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而且也生动地展现了历代册封琉球使臣的思想境界、神采风韵。

一、陈侃重义轻利、三拒赠礼

儒家重视义利之辨,认为“义”高于“利”,是“利”的前提条件。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 朝廷策命吏科左给事中陈侃为册封正使,往封琉球国世子尚清为国王。陈侃服膺儒学,不屑于利,曾先后三次推拒琉球国赠礼,体现了鲜明的重义轻利观。

一拒赠礼发生在嘉靖十三年六月十六日。陈侃主持祭祀琉球先王礼之后,琉球国世子派遣法司官与长史来到陈侃所在的天使馆,敬献黄金十两,以报答陈侃代表朝廷举行祭祀而为先人带来荣光。陈侃当即予以拒绝,用惊讶的语气对来使说:“世子知道,而亦以此浼我乎?”字面上是说琉球世子懂得道理(“知道”),是在用“利”玷污使者,传达的深层语义则不啻是对世子的严厉批评。为教育世子,陈侃特作书一封云:“君子交际之间,有礼焉、有义焉。礼以将敬,义以揆物;宾主各欲自尽而已。今日之举,君命是将;敬共王事,乃其职也。款我以华筵,亦云厚矣;而又惠我以褭蹄,不已过乎!在贤世子行之固为尽礼,在侃等受之则为非义。授受之间,天理、人欲判焉。辨之明而守之固,敢自欺乎!辞不更赘,惠无再贻。”这封书信表明,陈侃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奉君名而来,在琉球国行祭王礼就是自己的职责本分,天理、人欲的道理又不是不懂,如果接受赠金就是自欺欺人。

第二次拒礼是在行封新王礼之后,此次陈侃复作书一封,措辞更为严厉,甚至放弃使用任何委婉语,对琉球王进行了明确的批评:“士君子立身大节,不过礼、义二者;前书备布,想已知之!贤王亦知朝廷之大法乎?今圣天子御极,议礼制度,万物维新。群工济济,皆秉羔羊之节;晋如鼫鼠者,愁如摧如而已。侃等叨居近侍,万里衔命,正欲播君德于无疆、守臣节于不辱,为天朝增重;乃敢自冒非义,以贻满橐之讥耶?与者、受者,其戾一也;欲馨清议,甘罪不恭!”不仅明辨了儒家的义利观念,而且上升到国家政治的高度,提出册封使不远万里而至,是欲广播君德,以恪守臣节来为天朝增重,收受赠礼只会被世人所讥。这番话语突出地表明,陈侃绝非像普通交际场合那样故作姿态,因为他在书信中义正辞严,突破了言语交际基本的礼貌准则,毫不客气地指出贪于财利的人就如鼫鼠一般;礼品的赠与者、接受者,对于道义的扭曲程度是同等的。可见,陈侃从根本上藐视“利”,是儒家义利观念的忠实践履者。

通过两次拒礼,琉球王尚清已经理解了陈侃鄙弃礼金的态度,但他知道中国为礼仪之邦,主客之间是有送赆之礼的,亚圣孟子也曾接受宋、薛之馈,所以在陈侃离琉返航之际,让长史捧黄金四十两为献,并亲自解释说:“送赆之礼,振古有之,非清敢自亵;其毋辞!”对此,陈侃一方面肯定中华确实自古即有送赆之礼,抚慰琉球王说:“于义可受。轲氏受薛之馈,不以为嫌。”但另一方面,陈侃毕竟对中国文化更为熟谙,深知接受馈赠是分场合、有条件的,孟子接受宋、薛之馈却拒绝了齐王的兼金百镒就是这个道理,而琉球王就像孟子的弟子陈臻一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于是进一步语重心长地解释说:“但予等以君命来,受此而归,是以君命货之也。恶乎敢?”陈侃认为自己的名位无非是皇命所赐,因为自己这种名位获得利益,实际上就是用皇命交换(“货取”)的,那就太有辱皇命了。陈侃对“送赆”之礼的这种全面阐发,充分证明他是孔孟儒学的真正服膺者。陈侃的思想境界如此之高,也许是琉球王前所未见的,因此他只能愕然道:“天使言必称君、动必比义,清知过矣!”被陈侃上了生动的一课。当然,陈侃也并不是不近人情的,当琉球王临别尊陈侃为师,提出以手持泥金倭扇相赠为念之时,陈侃欣然接受,并用自己手持的川扇回赠,双方欢喜相别。

二、郭汝霖胸襟广阔、不避艰险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六月,琉球国中山王尚清薨逝,世子尚元摄理国事。三十七年正月,尚元遣使至京,请求袭封王爵。明廷据礼部之议,拟循旧例往封琉球王。但此时嘉靖帝不视朝政、已移居西苑一心修道达十六年之久,朝廷内有严嵩专权之乱,外有倭寇侵扰之患,大明王朝岌岌可危、自顾不暇,以致此次册封历时数年,尤其艰难:自嘉靖三十七年二月十六日首次策命册封琉球使臣始,至嘉靖四十年十一月初二日册封使回入福州止,前后竟达三年零八个多月。

嘉靖三十七年二月十六日,朝廷首次策命琉球册封使,刑科给事中吴时来、行人司行人李际春分别充任正、副使臣。此后礼部随即展开各种中央层面的筹备工作,沟通翰林院及各有关衙门,撰写册封文献、制作册封仪物。在此期间,发生了吴时来、张翀、董传策同日弹劾权臣严嵩的事件。严嵩位高权重,反诬吴时来因畏惧琉球之行欲借弹劾首辅求取解脱。吴时来一时辩解不清,不仅被下狱治罪,还遭到了一些时人的误解。册封琉球正使也因此出现空缺,需要重新遴选。四月初二日,刑科右给事中郭汝霖接受了任命,成为新的册封正使。在诏书易名、改赐品服之后,琉球册封使终于在四月初八日离京赴闽筹备出海事宜。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郭汝霖抵达江西地面,始差人至福建布政司,让其委派官员伐木造船。九月,郭汝霖来到福建,亲自督造册封舟,计划于第二年春汛开洋。无奈此时已海警连年,福建地方更值多事之秋,贼报交驰,倭寇肆虐,当事人大多怀疑朝廷已经不能像以往那样组织大规模的琉球册封使团了,建造册封舟的管工官也都很懈怠,以致于册封舟自当年十一月起工,至嘉靖三十八年四月仅完工其半,原计划的春汛起行已经没有可能了。

是年倭患尤剧,为防倭寇夺船,尹参将命人将尚未完工的册封舟接至军镇保护起来。册封舟尚未到达军镇之时,倭寇已接踵而至,延绵数里。册封舟没有被夺走,已经是很幸运了。福州城外聚集了数万倭寇,福州城城门紧闭达三个月之久。嘉靖三十九年,倭寇窥伺于海口,郭汝霖所召火长、舵工等差役受阻,不得不翻山越岭逶迤而来,这样人员集结完毕已经到了七月,加之册封舟久住内港,伤损非常严重,册封使团又没有成行。八月,只好重新定改造修建封舟,至十一月份改建完成,总算没有影响第四年春汛开洋出使。

嘉靖四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册封使郭汝霖等祭海登舟,与送行的福建三司官员作别,次日至梅花所,即开洋远航。当时西南风大盛,册封舟瞬目千里,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郭汝霖云:“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照此速度,一天后就可以看到琉球古米山了。但天公偏偏不作美,大洋之上竟然出现了潮平浪静、纤尘不动的奇观。风息船停,册封舟无奈停泊了三天。初六日正午起东南风,册封舟重新启动,却偏离航向到了土纳已山。下午申时至小古米山,有琉球人望见船来,即驾小船迎接。其头目熟知水路,告知册封舟不应沿土纳已山航行,这条路线多暗礁,其实很危险。初七日未时,已经可以望见首里城那霸港,但又因刮起了东风,相隔仅五十里却不能到达。初九日辰时方能停泊靠岸。

此行虽一波三折,但与充满惊涛骇浪的返航相比,却已经算是非常顺利了。

使团返航,开始就很惊险。郭汝霖等于十月初九日登舟。登舟之后风雨骤至,封舟受阻于那霸港口。那霸港口险隘,封舟庞大,如果稍有偏侧就会受到伤损。为防止不测,封舟两旁都用大缆加以维系,至十五日夜,右缆忽然断绝。凭借琉球两千多人的牵转之力,才重新更换了新缆。

四月十九日,册封舟出港起行,到二十日午后,忽有黑云接日,冥雾四塞。船员都害怕地说:“这是飓风的征兆!”果然飓风紧接着就到了。“风涛之势,与天上下”,册封舟播荡反侧,无顷刻安宁,船体虩虩作响,如墙倒屋塌一般。尽管船员们小心守护,用于控制航向的船舵仍于当夜二更时分折去,一时人人自危,举舟哭声振天。第二天早晨飓风减缓,册封舟借此得以更换新舵,众人稍有心安,可是自船尾至船首维系船舵的大缆绳又突然中断了,不仅舵不能稳,船体在风涛中亦有可能分为两半。船员以绳系腰,下海连接,竟无法接续。危急时刻,郭汝霖果断批准用凿透二舱、三舱以穿过绳索维系船舵的提议,终于使船舵稳固,得以继续航行。

此时,大明王朝内有皇帝怠政权臣跋扈,外有倭寇横行四境不靖,册封使远行危机四伏,遭遇了重重艰难险阻。在此环境之下,郭汝霖临危不乱,体现出了良好的政治素养和非凡的胆识。他能在前任使臣有着“畏避之嫌”的情况下,接受册封正使的任命六天之后,即概然离京南下赴闽,开展出使的准备工作。福州城被数万倭寇包围之时,他又能日日上城,亲自会同福建城防人员巡守。册封舟不能按时交付,他又提出了轻装简从、率领数十人驾夷舟前往琉球的提议,尽管因不能体现天朝威仪的原因不被同僚们赞同,但也表现出了他广阔的胸襟与大无畏的勇气。海航遇险之时,为了避免因绳缆不稳固导致船体分解,他当机立断,立即批准了凿穿船舱以维系船舵的提议,可谓胆识过人。在册封琉球王的过程当中,他一如他的前辈陈侃,多次拒绝琉球王的赠礼,保持了廉洁的操守。此次册封虽然阻力重重、旷日持久,但在册封使臣及使团的集体努力之下,最终还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三、萧崇业意气恢弘、言论奇伟

大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明穆宗朱载垕驾崩,其子朱翊钧即位。一个月后,一代明相张居正任内阁首辅,中国历史开始进入著名的“万历中兴”时代。同年夏天,琉球国中山王尚元去世,世子尚永权摄国政。

第二年冬天,尚永向万历帝上表请求袭封。礼部讨论后行文至福建,要求对琉球国请封一事进行核查。迁延至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秋,琉球国大夫、长史等还报,尚永确系自幼被中山王立为世子,且性情良善。七月,朝廷策命户科左给事中萧崇业、行人谢杰为琉球册封正副使臣,赍诏敕及皮弁冠服、玉珪等往封尚永为中山王。万历七年册封归来后,萧崇业根据自己的经历,对前使所撰使录进行了增益,完成了新的《使琉球录》。

《云南通志》载:“萧崇业,字允脩,建水人,隆庆辛未进士。识度宏远,生平无疾言遽色。”萧崇业《使琉球录》的语言风格极富个人特色,其文意气恢弘、洋洋洒洒而境界卓异。萧崇业言论奇伟有古使之风,身兼儒士的品格与纵横家的才能。

萧崇业明于人臣之义、勇于赴险、意气恢弘。琉球孤悬海外,大洋之中风涛莫测,中琉使臣海中遇险之事频发,甚而至于有丧命者,如《明史》载:“(嘉靖)五年,尚真卒,其世子尚清以六年来贡,因报讣,使者还至海,溺死。”琉球册封使陈侃、郭汝霖在其使录中均有海航遇险的详实记载。萧崇业却一反往使之言,在其《使琉球录》“自序”中宣言曰:“海上无甚险”。磊落豪杰的气概跃然纸上。

萧崇业接受册封琉球使命之初,有人规劝他说:“蹈海,至危机也。往航者,食不能捉匕。尔奈何独尝以无赀之驱耶!其去‘知命’也者,诚远矣!”这确实是当时一般人的共识,《明史》曾有“(天启)六年再贡。是时中国多事,而科臣应使者亦惮行,故封典久稽”的记录。但萧崇业却把这种规劝视为别有用心地恐吓,在“自序”中对此大加抨击。他首先阐明了自己理解的“知命”与论者所说的“知命”不同,认为人有通塞、命有修短,而所谓成败利钝不是自己所考虑的,与“全驱、保妻子者”并无话可谈。其次,他分析了一般读书人在言行上前后不一的根本原因。这些人在穷乏之时往往气冲斗牛,妄自与圣贤比附,对邪恶小人义愤填膺,可是一旦有幸踏入仕途就会在利益面前争先恐后,在事务上又拈轻怕重,在危险到来时成为缩头乌龟,只会花言巧语纹饰其奸。究其根本,其实是“碌碌小己徒见利害重、见纲常轻”而已。最后,他慷慨激昂地表示“人臣致身之义,本植诸天性。而君恩隆右,即覆载何能名状?藉令得其当而捐糜以报万分一,尤理所不怵也”,区区蹈海更不须反顾。把经历跋涉的艰难、风涛的险恶,都视为臣子的职分所在。

萧崇业品格方正,凡事以国家、百姓为重。身居册封正使的高位,萧崇业既不贪功、也不爱财。册封副使谢杰是福建人,熟悉福建民情,督造册封舟出力不少。对此,萧崇业在使录中极力称赞,明确指出册封舟建造管理之事,多为谢杰之功:“谢君为闽中人,素晓畅其事,乃一一琐条其大小。诏余不然者,辄奉三尺随其后。于是舟之庀也,大都多谢君指画焉。”

作为大明使臣,居琉时有不少琉球方面的馈问款待,这些馈问如稍有丰厚,萧崇业“辄却去不受”,至于金银馈赠,他更是一概拒绝。行祭王礼后,琉球世子派遣法司官与长史至天使馆赠送兼金,萧崇业措辞严厉地说:“世子知道,而乃贾竖我乎(世子懂得道理,而把我视作商人小子吗)?”并作书信教育世子“君子爱人以德”,表明自己“义必不敢以苞苴(贿赂)为累”。行封王礼之后,琉球新王又让王亲、长史馈赠礼物。面对长跪不起的王亲、长史,萧崇业只是接受了少许刀、扇、土布等特产,黄金则分毫不取。他向琉球王写信表明自己虽不敢与古代圣贤比附、但也决不会在“内外瞻仰、在此一举”的时候“负生平而处顽夫下”的心迹。离琉返回之际,琉球国长史又捧着黄金四十两作为赆礼进献,萧崇业毫不迟疑当即予以拒绝,表明“主上明圣,诸臣工曷敢不励素丝之节”,认为送别之情不应体现在这区区财物之上。返回中国后,随行谢恩的琉球国官员又欲代琉球王向萧崇业赠送礼金,最终仍被他拒绝。

明朝中叶,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萧崇业在福建督造封舟准备出海之时颇不顺利。一是匠人做事不认真,建造之初弄坏了木料延误了工期;二是往寿宁伐杉木作船桅,竟有豪绅意欲霸占好木材而偷偷在一棵最大的杉木中间锯了五六寸;三是出使行程中需要备置的用具,往往被精黠奸户以劣充优、索要高价。凡此种种,萧崇业不仅没有因之而恼怒,反而能够体察民间疾苦,在各种费用上尽量作了俭省:“费已不赀而丝忽又公帑出,余心内弗自安,时时与谢君商之:舟从汰其什一,军器损其什五,交际俭其什七。”总能站在国家、百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萧崇业哲思超妙,文笔汪洋恣肆。萧崇业熟读儒、道经典,他在撰写《琉球过海图》文字部分时大加感叹,引用了孟子的话:“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对于水的善下与圣人的善虚进行了比附,认为水与圣人的特点都是浩瀚广容,并由此进行了深入的阐发:“是故明此以养德,则恢廓灵明、藏纳媺懿,不可极也。明此以酬物,则变化阔广、渊涵权妙,不可窥也。明此以禔身,则离世超俗、洁里粹表,不可滓也。明此以𨕣逆,则威武无惧、祸患无恐,动作当务与时周旋,不可縳也。”一个人只有心灵宽广,才能灵魂澄澈,涵固美好的品德;才能在处世接物的时候随机应变,游刃有余;才能在社会上不被污染,居于清流;才能正确地面对逆境,不惧怕威势和祸患,不被卷束。对于那些视海行为畏途,满足于几席襟带之间的人,萧崇业出使归来后,斥之为井底之蛙:“彼有视为畏途,乃仅仅取足于几席襟带间,而不复以上下四方为度内者,诚漆园吏所谓‘井蛙不可语于海’耳。若夫保生重己之说,尤浅之乎其为丈夫者哉!”

《论语·公冶长》载:“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萧崇业对此也谈了自己的理解:“孔子乘桴浮于海,盖欲审察道体、考验学术。祖述宪章之志不遂,而思以上律下袭也者,意义诚深远焉。故谓子路无所取裁,良有以耳。” 认为孔子此语是在不能“祖述宪章”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情况下,而思考用自然现象所含蕴的法则来约束人类的行为。

《礼记·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顾乎其外”一句,萧崇业认为其中大有深意:“盖有味乎其言之也。人惟徼幸之心胜,乃先以利害横于其中,是故怀居登垄,靡所弗至。殊不知孰平、孰险、孰祸、孰福?虽机变之士智如炙輠,亦安从而逆睹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平与险、祸与福都是辩证存在、时时转化的,个人只要安于本分、顺天致性就行了。历史上有太多的人物不明白这“素位”的道理,他们目光短浅地或趋或避,最终落得了一个个惨痛的下场,“皆未明夫素位之义耳!此义晦而趋避之,徒纷然出也,何足怪矣!”这些感悟对后人阅读儒家经典都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萧崇业文笔汪洋恣肆,行文畅达,极富文学色彩。他在《使琉球录·自序》中用了一多半的篇幅驳斥视出使海行为畏途者,开篇连用两个“否”字,感情激烈;谈论“知命”的要理,慷慨激昂;描述一般读书人忘却根本前后不一的丑行,可谓细致入微、笔笔见血。最后披肝沥胆,落脚于人臣之义。通篇议论一气呵成,淋漓尽致。他在《使事纪》开篇称颂古代的使臣:“古者列国倾侧扰攘之际,彼此各以使重——大抵出一言,卒解纠纷之难。是以《春秋》内外传所称予者,所谓魁士名豪,非乎?秦、汉叔季,如好畤、长卿二子,犹以持谕当否詟抑倔强,光流史册。”与今天“士堇堇守寻常,鲜奇策可自表见,其名又甚不荣。故未数祀间,竟同卉腐。即姓与氏,皆泯灭无闻已”的状况两相对比,不啻为一声惊雷,发人深省。他善用比喻,妙语连珠。如写在大洋航行之时,船工们渴盼目的地之迫切:“舟人望山之切,真不啻朝饥之忙粱谷,又如弱孺思慈媪而弗得亲也。”写归途望见乡国之喜:“当是时,即臞儒之取一第、窭子之拾千金,犹未喻其喜也。”无不准确传神、生动形象。

可见,萧崇业个人品格峻伟,性格豪迈而卓有才情,他撰写的《使琉球录》情感激越、说理透辟、叙事生动、立意深远,很值得一读。

四、夏子阳品行贞洁、出污泥而不染

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宁奏请袭封。在此之前,因为倭寇猖獗海路不靖,明廷本已采纳了福建巡抚许孚远的意见,令琉球国前来领封。尚宁上奏疏之后,朝廷又欲改派武将为册封使。但尚宁以旧例与明王朝的册封礼制为据,恳请朝廷仍派文臣前往册封。朝廷斟酌再三,最终同意了尚宁的要求,并任命兵科给事中洪瞻祖、行人司行人王士祯为正、副册封使。

册封使尚未成行之时,恰巧浙江海域查获了非法闯入的夷船,他们自称是琉球人,而言语中却有很多疑点。此时海警未定,朝廷决议令琉球使者对这些所谓的琉球人进行质认,查核之后再正式派遣册封使。第二年八月,洪瞻祖因父亲去世还乡丁忧,夏子阳则由户科调任兵科右给事中,遂被策命代替洪瞻祖出任册封正使。

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十月,夏子阳入闽,开始为册封之行作准备。此后他倍尝官场黑暗、人心险恶之苦,准备工作的进行极其缓慢,直至万历三十四年方才扬帆出海。册封归来后,夏子阳大加感叹:

嗟夫!人皆谓渡海难,余则谓渡海非难,难在于所以渡海耳!夫往返可以夏冬计,而采取不可以岁月程;波涛可以忠信渉,而藩篱不可以精诚破;杳冥可以君命孚,而冠裳不可以大义格;鳞介可以天威慑,而鬼蜮不可以人理测!此余等所以叹息于时事,兴慨于世道人心,以为倍难于昔人者也。

他认为世道人心难测、官宦士绅实在不可救药,对晚明昏暗的社会环境大加挞伐:渡海不难,难的是为渡海所做的准备。渡海时间很短,准备工作却能被拖得极其漫长;个人的忠勇可以无惧大洋风涛,却不能打破官场的层层藩篱;远赴幽眇茫远藩国的使命不难完成,却无法对国内的官员晓以大义;远方的卑贱小人可以用天威震慑,在政府任职的鬼怪却难以用人理揣测。夏子阳无力改变黑暗的官场,只能慨叹:世道人心变了,今日出使比前人出使有加倍的困难!

夏子阳的出使,究竟难在哪里呢?其实,他和前使一样在大洋中遭遇了风涛的凶险。万历三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夏子阳由福建梅花所开洋前往琉球,是行颇为顺利。琉球国大夫金仕历先于夏子阳等两天起行,到达琉球却落后夏子阳二十日,可见夏子阳此行之顺畅。但夏子阳的返程却极其凶险。他于当年十月二十一日开洋,二十三日即北风大作,“系舵大索忽断去,一舟皆惊”,幸得伙长李美等人用铁钩打捞接续,转危为安。当夜风势更劲,至次日上午,船舵猛然折去,船工于风势稍缓时更换了新舵,然而入夜后遭遇了更大的风暴:“初更,霹然一声,新易之舵又折去矣。时当昏黑,策无所施。巨浪翻天,风涛交激,声若奔雷。船东侧西欹,剌剌然如栋宇将倾之状。人心眩瞀,号哭震天。”一直到二十五日酉时,船工才换上舟中所存的最后一根备用船舵。二十六日,飓风又至:“风果暴剧,倏而舵叶又为巨涛击去。众思船中止此一舵,若此干复折,则必无归。亟下偏舵,将舵干拔起。船从兹无主,簸扬倾荡,倍甚于前。怒涛山立,涌过船顶,势如万骑齐奔……举舟哭声腾沸。”夏子阳沉着镇定,一边勉慰众人,一边指挥修舵。二十八日,“忽有报船裂入水者,众决必死,放哭益哀”,夏子阳也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危急关头,又是伙长李美带人堵塞了漏水之处,并用船上带的数百匹棉布进行捆扎缠绕。此后波涛稍定,册封舟终于抵达中国近岸。此行系舵大索断去一次,船舵折去两次,舵牙连折,舵叶被巨涛击去,船破进水……可谓九死一生。但夏子阳却说:“渡海非难,难在于所以渡海耳!”在他看来,战胜准备渡海的人事方面的艰难程度,远甚于战胜大洋中惊涛骇浪的艰难。

其一,造船总督叶重光贪残极恶、婪而且黠。叶重光身为造船总督,却被夏子阳视为建造册封舟的最大障碍,对他憎恶至极。此人“于万历三十一年八月内钻谋领银三百五十两采木,又于延平府领银七十两运木,又先于本年四月内谋领银一百八十两为厂坞募夫诸费。是先后共领封王钱粮银六百余两。”这些造船款项在叶重光手中全都成了结交权贵、巴结长官的“结纳费”,以至于“诸项钱粮既尽为叶重光干没,无从追取,造船各官束手无策。”

其二,福州府主事者翼蔽叶重光,荡无法纪。夏子阳赴闽之时,恰逢福州知府去世,署福州府事者为推官(知府的佐贰官)阮自华。叶重光的造船总督之职,即系攀缘阮自华钻营而得。叶重光所贪之款项,其实有不少是进入了阮自华腰包的。叶重光把银钱送给了阮自华,又要加倍从民间进行勒索:“重光藉此得计,欲取偿民间。故所在猎诈,甚至捆捉人妇女,迫卖人房屋,而所采木则尽强夺,无分文给也。民间骚然,无异寇攘。而市井无赖之徒,效尤者复趾相错。民苦封事为厉,盖怨声载道矣。”夏子阳来闽后,了解到这些情况,“大骇”之下,当即诘责、训斥了叶重光,并命人查办此事。但阮自华既已接受了叶重光的贿赂,便处处翼护叶重光:“而阮推官者,实翼重光。”阮自华树大根深,仰仗自己背后的势力,公然与夏子阳对抗:“恃有为己翼者,旋以礼节相抗。”夏子阳的册封准备因此遭受了更大的阻挠,“而主者复嗔余不从,遂多方掣肘,百端龃龉”。参与建造封舟的各官“人人自危,咸欲弃去”,“兴工之期逼矣,而百无一备”。夏子阳只能无奈慨叹:“何意地方人情乖谬,纪法陵夷;用人者惟私贿是徇,谋用者惟溪壑是餍,恣睢者只凭血气用事,比周者鲜知痛痒相关:事事掣肘,件件龃龉。时值抚、按缺人,臣欲言无所、欲行不得;困顿抑郁,苦不可言。臣又念寄命于人,宁为含垢抑情忍受;惟时时仰屋窃叹而已。”此时幸得方元彦赴任福建按察使,夏子阳急忙前去会见方元彦,把这些情况作了详细的说明。方元彦听后非常震惊,答应亲自参与解决此事,至此册封舟的建造工作才能真正开始。

其三,地方奸商、豪族、刁民众多,阻碍册封舟选材。建造册封舟所需木料的购置一波三折。在按察使方元彦的直接干预下,夏子阳等人方才购得五十根商木,开始建造封舟。而这些木料远远不够工匠们使用,“然物不素具,或作、或辍,工匠又皆欲解去。”夏子阳恳请府院再委官购木,却恰逢“起建军门新第,土木方兴”,商人门惧怕得祸,竟不敢提供册封舟木料。夏子阳不得已,只好自己选官,多方筹措木料。桅杆是船只的“司命”(关键部位),对木料材质的要求很高,需要上等巨木,册封舟大桅木的选用也就更加困难,符合建造要求的木料往往被地方官绅放纵奸民故意凿坏。安溪县豪民吴钦江,其所有木料最为巨大,业已经封舟建造官勘验,合乎桅木标准,已移文抚院求取,却仍被吴钦江擅自砍锯作板,故意破坏。即使退而求其次,委曲求全也不能够:“第前此官民两乐其败而恶其成,堪用巨木砍坏略尽。于是不得已议令取中空未甚者,更另取一木帮成之,以为大桅:此亦甚委曲迁就其间矣。而奈之何复有大田县故纵而凿毁者,则无法甚矣。臣据该县及督造官覆验申文,查果被其连次凿毁。” 其后,建造官探得汀州宁化县有合适的大桅木料,但当地官绅又以道路崎岖难行加以推托,幸赖延平推官徐久德勘报,道路状况其实并不足以为虑,实际上可以轻松运回桅木。这才最终解决了建造封舟最关键的桅木问题。

有感建造封舟中的种种艰难情状,夏子阳在奏疏中感叹说:“使事至此,良亦苦矣。然苦在人情,而风涛未必若是之苦;苦在中华,而外国未必若是之苦。”晚明昏暗的社会环境由此可见一斑。

在如此混乱的晚明社会,夏子阳及其副使王士祯在出使琉球的过程中却同样表现出了明朝杰出士大夫的高风亮节。夏子阳、王士祯留驻琉球国一百三十余日,与前任使臣类似,“其间宴会、馈遗之礼与人役供应之资,在彼国固皆有相沿旧规,在臣等亦多为之节约浮费。至于每次宴金,臣等皆却还之。其后临行,复致为赆;往返再三,臣等卒坚辞不受。”琉球国国王深为感动,在他们返回中原之后,特地上书万历皇帝:“宴款之际,代物以金。虽自知乎菲薄,实世缘以为例。兹蒙二使臣屡宴屡辞,往返书谕,坚持大义不受。至临行,臣复将各宴席金并代土仪诸金,每员共计黄金九十六两,遣法司、长史等官马良弼等官臣手书坚恳鉴纳,二使臣仍答书返金,固辞不受。窃惟二使臣清白自励,为圣朝臣节之光、外国使臣之表;高风大节,信超出寻常万万矣。但劳苦数年,风涛万里;小国情礼,丝缕未尽:臣与通国诚不自安。谨将原金二封用印钤记,共计黄金一百九十二两;今差来王舅毛凤仪同正议大夫阮国等顺赍献奉,伏乞天语叮咛,敕令二使臣收受:庶臣旧礼无缺、微敬获伸,臣无任激切踊跃之至!”仍欲赠送夏子阳、王士祯黄金以酬答他们的辛劳出使。对此,万历帝特下圣旨:“览奏,具见该国诚款。但夏子阳等却馈能廉,正得使臣等之体。其礼金,还着来使赍回。”保持了柔远绥怀的宗主国襟怀。

五、张学礼被誉为“巨族老臣”,品格方正

据《清史稿》,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福建平定之后,琉球国世子尚贤原本差往南明朝廷请封的使臣金应元、通事谢必振等“至江宁,投经略洪承畴,送至京”,改向清廷请封。但礼部官员因为使臣没有上缴前朝敕印,认为“未便受封”。顺治四年,尚贤去世,其弟尚质自称世子,遣使奉表归诚。至顺治十一年,“再遣贡使,兼缴前朝敕印,请封”,终于获得了清廷的准许。

根据“差科员、行人”分任正副使的旧典,兵科副理事官张学礼、行人司行人王垓分别被选任为册封琉球王的正、副使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学礼字立庵,镶蓝旗汉军,官至广西道监察御史。”张学礼家族兴旺、子孙殷盛:其弟张学圣,任福建巡抚;长子张思明,任江南分巡道;次子张思恭任参领,管佐领事;三子张思齐,任广平知县;四子张思行,任吏部笔帖式;五子张思信为荫生;六子张思任为荫生,候补笔帖式;嫡孙张景芳,袭世职阿达哈哈番。被任命为册封使之后,顺治皇帝曾两次接见张学礼,称赞其“卿乃巨族老臣,福禄来崇,子孙绳绳”!可见其政治资本之雄厚。

明清易代之际的琉球册封一波三折,在琉球方面经历了尚贤、尚质两位世子,中央政权则跨越了明、清两朝。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四月,张学礼到达福建。此时南明永历帝已被绞死,郑成功、李定国也相继去世。中国南方的反清力量式微,已不再对清朝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清朝的国力日益强盛。张学礼至福建时,地方上早已建造成功两艘规模浩大的册封舟:“其船形如梭子,上下三层,阔二丈二尺、长十八丈、高二丈三尺。” 册封舟上的武备也很可观,上层列中炮十六位,中层列大炮八位。人员配备有守备王祚昌、魏文耀,千总陈兰、施恩;兵丁二百五十余名。与明末琉球册封使历尽辛酸、费尽心思督造册封舟相比,张学礼得到册封舟简直易如反掌。

途径福建闽安镇时,镇将又派遣游击郑洪率领三千水师、一百多艘战舰护送册封使团出海。大海之上,护送的兵舰浩浩荡荡,巡游左右,“炮流旌掣,闪电虹飞。炮声轰动,空海如沸。”张学礼坐在册封舟战台上,面对此情此景,也兴奋地感叹道:“有军如此,何烦朝廷南顾忧为?”进入深海后,大风停息,云雾消散,洋面忽然出现了一只贼船。张学礼立即下令游击郑洪领兵发炮,贼船顷刻之间就被击碎,清朝水师趁势斩杀海盗一百多人。册封使团声势之大,于此可见一斑。

张学礼个人品格方正,生活上不求奢华,更不贪图金银。驻留琉球国期间,琉球王差法司官进呈供应旧册,并说明琉球国向来供应使团日常用度,都是依照此册。但张学礼念及琉球国经济困穷,适逢大旱之年,主动大幅删减用度:“一应供应十减八、九。”为琉球国节约了一大笔开支。册封仪式结束后,琉球国举行国宴款待册封使臣,按照旧例需要使用金银器皿,还要赠送金钱“折席”。张学礼对此也一概加以除免。返回之际,琉球王又要依古礼赠送册封正使黄金百两、赠送副使黄金九十两,张学礼、王垓则坚决予以回绝,展现出了明代以来中国册封使一贯的高风亮节。

明清易代之际风云变幻,清廷继承了明朝柔远绥怀的册封政策和人事、仪礼等各种册封旧例,张学礼、王垓不辱使命,最终圆满地完成了清朝对琉球的第一次册封。此次册封,既延续了明代册封琉球的一般特点,又充分体现了明清易代之时由乱到治的时代特色。

六、汪楫“以特简出”,颇具儒者风范

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汪楫被康熙帝任命为正使出使琉球。这是清朝第二次派遣册封琉球的使臣,康熙帝尤加重视,责成礼部从内阁、翰林院、礼部、六科和行人司等机构中推荐八十二人为候选对象,再由“九卿詹事科道会推具奏”。最终推举“文学颇通”、“人亦甚优”的翰林院检讨汪楫为正使,“其人亦优”的内阁中书舍人林麟焻为副使。充分说明汪楫实为“以特简出”(汪楫宗弟汪琬语),人才难得。

汪楫爱惜民力,一贯秉持清约本色。按照明清以来的惯例,琉球册封使可以使用不少金银器皿,而汪楫则“爰取旧案尽汰之”,只用铜盆锡壶之类。在海航的准备方面,前代册封使往往以钦差的身份驻留福建,花费数年的时间建造豪华的封舟,动辄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再加上钦差及其使团经年累月的奢华生活,就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汪楫根据海疆的具体情况,提出使用现成的战舰渡海,既省去了造船费用,又不耽搁时日,“一到即行,不少留滞”。又不取福建一物,“即公署铺设之一毡一灯,必归原主。”一改历代积弊,深得民心,以至于“城中耆老、坊店、人户各具鼓乐彩帜,趋送十五里外。”闽地父老为之感叹“使来者尽然,闽其世世如新受赐乎!”到琉球之后,汪楫也时时秉持自己的清约本色。琉球国对册封使日常的米面荤蔬供给,汪楫认为有些过于丰厚,便一一加以削减,“臣等于供应裁十之五、廪给裁十之二”。非但如此,他连琉球王五日一供的牛肉也谢绝了:“王五日一遣官赍牛酒问安,辞之不可,因理谕之,谓牛以力耕,不得擅杀。使臣非为国惜物,命律不可也。卒不受。已而,闻国中遂禁宰牛,改问安之期为十日。”禁宰耕牛,对于因土地瘠薄致使生活水平低下的琉球下层民众而言,不啻为一大福音。

汪楫实事求是、善于变通。儒家主张以礼治国,作为册封使出使琉球,汪楫认为自然应该制定一套得体的礼仪规范,因此奉命后即问所司,但礼部仪制司诿之于主客司,而主客司“案卷虽存,仪注无有也”,主管部门对事关国体的册封礼仪显然并没有足够的重视。汪楫乃“入闽后博访之,十得六七,而中多未安。”“不揣固陋,酌古准今,定为《谕祭》、《册封》仪注二篇。应国君之请,其有未晓,复绘图示之。莫不奉行惟谨,登降、进反、揖让、拜跪,威仪肃然。国之老成以为从前未睹云。”汪楫对礼仪的用心程度可以从下面两个细节上看出来。其一是对琉球王的册封仪式的一处修改。仪式中有国王“至香案前跪请留诏、敕为传国之宝”、法司官“捧前代诏、敕(向册封使)呈验”一节,按照旧制,册封使要假意做出收回前代诏、敕的架势,待法司官反复跪请后再索阅旧轴,“趋走往复,几同儿戏”。汪楫以为这种华而不实的程序实际上已经背离了礼制之本,于是改令法司官预捧前代诏、敕呈验,册封使验明之后,即“允所请,捧诏、敕亲授国王。”其二是对琉球至圣庙的祭拜。入庙之后,汪楫不忘对庙中奉祀之主加以仔细审查,审验无误(确系孔子)后方才下阶肃拜。他说:“外国淫祀最多,名称不一,若入境误拜倭鬼,辱莫大焉。如俟徐访而后恭谒,则是奉神慢圣,岂可以训远人?是故诣庙不可缓、下拜不可骤也。” 汪楫虑事之周详,于此可见一斑。汪楫的琉球之行,时时处处都体现出了一位儒者的仁德之心,而又不失一位天朝使者的赫赫威仪。特别是他的仁心宽厚,与一味凶暴抢掠的倭人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使琉球杂录·疆域》载:“倭常执王,割地乃得返。”“万历间萨州岛倭猝至,王被执去。”有鉴于此,琉球人往往谈倭色变:“相传琉球去日本不远,时通有无。而国人甚讳之,若绝不知有是国者。”而汪楫不仅不辱使命,还深深赢得了琉球及其附近岛人的爱戴:“臣等归舟将发,风微不能出港。口岛人各驾小舟近百只,裸而荡桨,牵船出港,缆既解犹依依不遽去,圣化之远被如此。”

七、李鼎元诗书文俱佳,堪称“文化使者”

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四月,琉球国中山王尚穆薨,而世子尚哲在此之前早已亡故。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八月,世孙尚温遣使向清廷请封。第二年八月十九日,嘉庆帝从事先遴选出的十四位“学问优长、仪度修伟”的候选人当中,最终确定由赵文楷、李鼎元分别担任册封琉球正、副使臣。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载:“李鼎元,字味堂,亦字和叔,号墨庄,绵州人。乾隆戊戌进士,改庶吉士,官兵部主事。有《师竹斋集》。”此次册封琉球王,李鼎元以日记体裁详细记录了出使经过。在京城接受使臣之职的经过及之后的准备、由京城到福州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在福州城的出使筹备、自福建五虎门开洋至琉球、在琉球封王的经过及驻琉四个多月的见闻、返航的具体情景,全被详实生动地记录了下来,其涉及人事、事件之广远超此前明、清历次册封使录的记载。

李鼎元细心蒐采,致力于保存琉球国的民族文化。李鼎元初到琉球,即组织琉球国士子撰写《球雅》:

乃知历来册使俱就通事口授以意解释,未令通人笔之于纸,故音义不分。余作《球雅》,皆令文凤等逐字注其音、复注其义。并将通俗等语汇成册,令注本国语于各句下,就所注而辑之。字异而语同者合并之,无令重出。务在得实,以备一邦翻译。名曰《球雅》者,仿《尔雅》体例,以汉文贯首而释其“寄语”于下。盖欲以汉文通夷文,使不雅者亦归于雅。此命名之义也。

对清代琉球土语的系统整理,为琉球人留下了宝贵的语言文化历史资料。此外,李鼎元多方采集,还记录了琉球民族不少传说故事。

李鼎元善以诗书寄情,用中国文化熏染琉球人。李鼎元文学造诣深厚,擅长诗词,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李放《皇清书史》引用了法式善描写李鼎元的诗句:“人似老松诗似梅,作书却比兰抽荄。”对其人品与诗词、书法之才赞扬有加。驻琉期间,他有意以诗词、书法与琉球士子交游,宣扬中华文化。离别之际,不少琉球士人写汉诗为他送行,李鼎元也视同珍宝:

十二日辛酉,雨。先是,杨文凤、四公子屡招饮,俱却之。至是,请益挚。不得已,抵其书斋。各以送行诗见质,触余离绪,各依韵答之。文凤以《行乐图》归我。展视,则国人和余之诗悉书于上,已满幅。是亦此行所得之宝也。

中国诗书文化在琉球的影响力于此可见一斑。

琉球人尊崇中国书法,而李鼎元善书,便有很多人前来求书。如八月二十六日,记有秀才荣求书;八月二十七日,记有紫金大夫陈天宠求书;九月二十日记有东禅、龙渡两寺寺僧求书。李鼎元对求书人概不拒绝,但求书者实在太多,他一人实在力有不逮。李鼎元便邀请同行的友人、从客一起书写,他在九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连日以纸索书者甚夥”“积既多,因与寄尘分写之。”十月十四日,在返航前“饬兵役来早各执事登舟,毋复上岸”的繁忙事务之余,仍在为琉球求书者书写书法作品:“案头积纸有未书者,书与之。”在使录中,他不忘为后来者提出这样的建议:“惟从客善书者,不可少。球人重书,请者甚众,两手不能给也。”建议此后的册封使多带擅长书法的从客,以更好地满足琉球人求书的愿望。

琉球土地贫瘠,人民赖朱薯为生,李鼎元主动向琉球官吏介绍流传于福建的《朱薯颂》,并加以书写,告诫他们说:“薯之用如此,慎毋贱视!”琉球官员读后,深有感触:“吾今而知薯之德与薯之所以贵也!行当传之邦人,毋讳食薯。”

琉球土地贫瘠,人民赖朱薯为生,李鼎元主动向琉球官吏介绍流传于福建的《朱薯颂》,并加以书写,告诫他们说:“薯之用如此,慎毋贱视!”琉球官员读后,深有感触:“吾今而知薯之德与薯之所以贵也!行当传之邦人,毋讳食薯。”

在琉球的五个多月,李鼎元与琉球士人交游很多,他们常常一起饱览琉球的馆阁楼台、自然风光。应琉人之请,李鼎元在交游的过程中留下了不少题咏。九月十七日,游末吉山。山顶有楼,而楼无名。李鼎元即对随行的琉球国长史说:“兹楼俯中山之全势,不可无名!”命其名为“蜀楼”,并作跋:“蜀者何?独也。楼何以蜀名?以其踞于独山也。不曰独而曰蜀者,以余为蜀人。楼构以百年而余始名之,若有待也。楼左瞰青畴,右扶苍石,后临大海,前揖中山。坐其中以望,若建瓴焉。”长史又请李鼎元书写对联,李鼎元随即一挥而就。九月十九日,游于法司官向天廸家,其家有园三亩,山石空灵。应向天廸之请,李鼎元书写了“漱石山房”的牌匾,又书写了对联:“明月松间,清泉石上。落花水面,好鸟枝头。”九月二十五日,游都通事蔡清派家祠,由祠至其家,花木俱有清致,池圆如月。李鼎元为其书写了匾额:“月波书屋”。 十月十四日,尚周邀至其家,家有石池,养龙眼鱼十余尾。李鼎元为其书写匾额:“乐鱼精舍”。十月二十三日,于王叔尚容家作别,其家屋宇极净。李鼎元为他书写了“石瘦松清之室”的匾额。

李鼎元驻琉不足半年,在协助册封正使圆满完成使命之余,一方面广泛结交琉球士人,以诗书传播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又不辞辛劳考察琉球的自然山川民俗风情,旁搜博采,记录了琉球国大量的文化资料,证明琉球文化与中国文化源出一脉,体现出了极其可贵的文化担当精神。

总之,中国历任册封使臣往往“以节义忠诚,而起殊域之敬畏”(夏子阳《使琉球录》)。他们外任使节,内实儒生,所体现出的高风峻节,让琉球人对中国使臣敬仰有加,使臣离琉时或“送者如蚁”(陈侃《使琉球录》),或“缆既解犹依依不遽去”(汪楫《使琉球杂录》),往往与其对“狡焉不可测其衷”(琉球王尚清语,见陈侃《使琉球录》)的倭人的嫌憎形成鲜明的对比。琉球古国深受中国儒学的影响,治国“以德不以剑”,孔孟之道深入人心,即使普通家庭也以儒家规范教育家人,社会稳定和平,但最终竟因日本强权的野蛮入侵而亡国,在令人扼腕叹息之余,也足以发人深省:国际强权为害已久,我们热爱和平的中国人当以史为鉴、奋发有为。

作者简介:

邱洪瑞,河南滑县人,2008-2011年于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许嘉璐先生,现为郑州轻工业大学副教授,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项(2021年),著有《“观境确义”训诂方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刘邦之死》一文获得中华书局“伯鸿书香奖”(2020年),《儒家“天下之中”观念的文化控制蕴涵》一文被《新华文摘》摘录(2015年)。

(图为邱洪瑞)

(图为邱洪瑞)

本文内容由作者提供。“亲近传统 重建斯文”华语创作有奖征集活动得到太月香学、状元台茶叶、贵龙森宝、花宝峰业、岳麓书社、浙江人民出版社、邵雷剪纸等合作伙伴大力支持。

责编:李文治 PX266

为您推荐

“冷资源”撬动“热经济”

人民网2024-02-22 21:00:53

已显示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