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大事上 不能再走苏联和欧盟的老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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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大事上 不能再走苏联和欧盟的老路了

在这大事上 不能再走苏联和欧盟的老路了

“共享创新”是一条大湾区乃至中国的独特科创道路,既规避了“苏联道路”无市场无生态之失,也补缺了“欧洲道路”缺乏大型科技企业引领之失。

特约撰稿丨张明扬

1985年6月,苏共中央专门召开了加速科技进步问题的全会。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中发言称:

加速科技进步问题的迫切性还在于,科技革命的新阶段已经到来。这个阶段能保证把劳动生产率提高许多倍,大大节约资源、改进产品质量。形象一点说,我们也应当骑上科技进步的快马,其他出路是根本没有的,需要补充的是,粗放的发展方法基本上已经耗尽潜力了。

也是这一年,比尔·盖茨发布了史上首个Windows正式版本,安迪·格鲁夫推出了英特尔的第一代32位处理器,史蒂夫·乔布斯被逼哭着离开苹果,思科卖出了它的第一款产品,美国针对日本发动了首次“芯片战争”。

图/视觉中国

图/视觉中国

在我们传统的历史印象中,当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在欧美浩浩汤汤,苏联朝野似乎熟视无睹无所作为,坐视苏联科技被边缘化。

但正如以上这次戈尔巴乔夫的发言,苏联上层对科技革命带来的竞争压力非但没有无动于衷,反而寤寐思服、费尽心机。

01

可以说,苏联从来没有一刻忽视过科技竞争的重要性。早在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苏联就决定将大力发展电子计算机、新材料、新能源、宇航、生物、海洋、遗传等高科技。此后的每一次苏共代表大会和每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都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为重要内容。

1960—1985年,苏联的科研工作者人数从35.42万增加到了149.13万,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绝对量都超过了美国,居世界之首。日本每万名国民中科研人员为39人,美国是33 人,而苏联是53人。

1950年,苏联科研经费投入为10亿卢布,占国民收入的1.35%;1970年为117亿卢(4.0%);1985年为242亿卢布(4.2%)。至解体前夕的1989年,苏联研发投入据说已高达436亿卢布,占比达4.7%。

有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的研发投入占GDP比例为3.45%,中国为2.4%。

▲苏联的第一台计算机(图/网络)

▲苏联的第一台计算机(图/网络)

非要说苏联不重视高科技,不愿对研发砸钱,这就近乎野狐禅了,除非你坚持“抛开事实不谈”。

在60-80年代,苏联的科研经费增速比经济增速高一倍,你说还要怎么重视?

但从另一个事实层面来看,苏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美国在信息技术革命中彻底甩开也是不刊之论,以至苏联最终走向解体也与此相关。

一面是高科研投入,一面是低科技应用。根据《苏联兴亡史纲》一书:20世纪60年代,苏联科技发明在生产中的利用率是50%左右,70年代下降为30%左右,至80年代初已下降到25%左右;70年代末,苏联一个新的科学发明转化为生产成果平均要17.5年,而美国只需6—8年,后来甚至减少到4—5年。

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如数学、力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苏联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科技并没有“及时”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

“科研与生产异常脱节”,这是《苏联兴亡史纲》一书对苏联科研体制的定性。

“其根源就在于旧体制不能适应多样、多变的新技术产品的研制、生产、开发,及科研管理体制方面的落后。”

苏联在高科技竞争中的落伍,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02

苏联的教训是,光大谈如何重视科研,光真金白银的对科研砸钱,但科研旧体制不改,科技就无法成为“第一生产力”,甚至会拖累整体经济转型。

所谓苏联的“科研旧体制”,置于当下的语境内,可以简化为:只有国家,没有企业,没有企业家精神,更没有市场。

没有市场与企业家精神,苏联科学家搞出再多的基础科学创新,大多数都沉睡在繁琐陈腐的科研链条中,而无法进入真实经济世界。

与苏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根据《拼实业:美国是如何赢得二战的》一书,即使在战争年代,美国军工科研体系的核心精神仍然是:把国防生产交给企业处理,而不是扔给政府。

B-29空中堡垒重型轰炸机由4万多个零部件组成,面对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机器,波音公司不仅首次实践了“多线生产装配法”,在不期然间启动了一次制造业技术革命,还将零部件分包至多达1400家私营生产商手中。

▲B-29轰炸机(图/网络)

▲B-29轰炸机(图/网络)

今时今日,美国高科技的神话是建立在诸如苹果、谷歌、亚马逊、微软、英特尔、甲骨文、Facebook、特斯拉、思科、高通、英伟达等大型科技公司之上的。

这里对美国的称道,对苏联的批评并无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偏见。毕竟,在科研上,欧洲也有独特的“欧洲病”。

2020年初,欧盟领导层正式提出“欧洲战略自主”的目标,建设“经济与技术主权”就成为欧洲政治精英孜孜以求的重要目标,其主要内容就是要发展欧洲可以自主掌握的尖端技术和前沿产业,改变美国高科技巨头在国际市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2022年初,欧盟提出了酝酿经年的《欧洲芯片法案》:到2030年,欧盟拟动用超过430亿欧元,支持芯片生产、试点项目和初创企业,并大力建设大型芯片厂。法案还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目标,到2030年,将欧洲芯片产量占全球的份额从目前的10%提高至20%。

图/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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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2022年,欧盟类似的“科技振兴”政策文件已发布了一百余份。

但在欧盟的奋发蹈厉只争朝夕背后,一个巨大的科研“体制性缺陷”仍然无法掩盖:缺乏大型科技公司。

事实上,尽管包括互联网大厂在内的中国高科技公司近两年侘傺失意徘徊歧路,但相对欧洲来说,至少是有一批全球领先的科技巨头的;而欧洲呢,除了德国的SAP与近两年暴得大名的荷兰ASML,很难找出在体量上能与中国的阿里和腾讯等相提并论的大型科技公司。

欧洲的落寞,与欧洲近几十年来的反垄断传统部分相关。在价值观上,欧洲本就对大型科技公司持警惕态度,今年11月1日落地的《数字市场法案》被市场评价为“预防性反垄断”,相比口头上大肆标榜的创新,欧洲的政策优先级无疑是“加强监管”。或者说,当创新与监管(反垄断)冲突时,欧盟毫不犹豫地会选择监管。

相对美国近几十年来的科技革命中的一骑绝尘,苏联与欧洲给世人提供了两种反例:苏联缺的是市场与自由竞争的企业,欧洲缺的是大型科技公司。

03

这些反例都是中国的“资治通鉴”。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今天在东莞举行的湾区科创峰会上,分享了他的一个看法:政府政策应该更加关注大型科技企业的成长。

“大企业是当前经济发展、产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是在国际竞争、大国博弈中能否胜出的决定性因素”,“对大企业当然也需要监管,但同样要鼓励企业做大,鼓励出现更多的大企业!我们不是大企业多了,而是还太少。”

▲2022中国企业科创力100强(图/南方周末)

▲2022中国企业科创力100强(图/南方周末)

樊纲曾有个说法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中国在许多高新科技领域中,大企业在国内显得很大,但在国际比较中实力仍很薄弱,占比较小。

2020 年全球科技公司市值50强中, 旧金山和纽约湾区分别有16家和9家企业,而粤港澳大湾区仅华为和腾讯两家上榜。胡润全球“独角兽”榜单百强中,旧金山湾区34家,粤港澳大湾区仅5家,总体仍是“量质齐低”。

在当下,在未来,如果大型科技企业的数量质量都被美国抛下,作为全球第二大型科技公司集散地的中国,科技创新离“欧洲病”又有多远?这难道不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居安思危么?

就美国的成功经范例与中国(粤港澳大湾区)的既往经验而言,大型科技企业之于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还远远还不仅在于其本身。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大型科技企业视作“航空母舰”:航空母舰固然是航母作战群的核心,固然是对外打击的主导力量,但没有形成包括巡洋舰、护卫舰、驱逐舰、补给支援舰、潜艇、预警机等在内的作战集群,单独的航空母舰也就是大洋上的活靶子和睁眼瞎,远洋生存能力几乎为零。

樊纲团队最新发布了一份《共享创新指数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提出:未来的创新突围不是单个企业、单个城市所能解决的,需要通过构建创新集群生态系统,聚焦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利用新技术对产业集群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实现创新生态系统对创新驱动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图/网络)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图/网络)

《报告》全篇都贯通着一个有趣的提法:共享创新。对此更直白的诠释是“先强带后强”。

在一些人看来,这有什么新意,不就是“共同富裕”么?事实上,共享创新和“先强带后强”的内涵远不止于“共同富裕”,它更着重的是打造一种航母战斗群式的“创新生态”。

大湾区的这个共享生态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华为和腾讯等大型科技企业首先要“自强不息”,缩小自身正与国际科技巨头拉开的的体量差距,航母本身不先进,速度不够快,舰载机不够多,抗打击能力不足,说一切都白搭。

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先强带后强”,实现“共强”,龙头企业通过不断开放其创新资源和创新生态,与供应链上下游和生态企业创新协同不断深化,推动科创新组织不断迭代演进。

当然,“共享”的概念其实超越大小之辩,大型企业加中小企业,科技公司加科研机构,科学家加企业家,大城市加中小城市。万物皆可共享,创新无远弗届。

图/图虫创意

图/图虫创意

从某种意义上,“共享创新”是一条大湾区乃至中国的独特科创道路,既规避了“苏联道路”无市场无生态之失,也补缺了“欧洲道路”缺乏大型科技企业引领之失。

但是,“共享创新”也不是什么拍脑袋而来的甩大词新概念,它既是筚路蓝缕的本土实践,也有遥相呼应的国际经验。

高新科技投资人王煜全在讲述全球创新生态时,就提到了美国科技巨头的一个趋势:

在创新生态中,龙头企业凭借规模优势,能搭载和孕育很多的创新,在生态中起到航空母舰的作用。比如,一方面利用资本,进行产业布局;另一方面凭借市场优势,和小企业协同研发,把最新的技术整合到自己的产品里。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苹果。苹果以创新闻名,但其实它的很多新技术都是收购来的,平均每 2-3 个星期就收购一家企业;除了直接收购,苹果还会跟供应商协同研发。

《报告》里也提到:

苹果通过向富士康等供应链企业开放技术标准,“苹果+供应链企业”共同形成“苹果系”创新生态,也培育出了一批生态内新兴巨头;谷歌通过选择用开源的形式来做手机操作系统,以“更支持的设备、更多的开发者和内容、更多的用户和价值”理念集聚了一大批手机厂商,成就了全球 TOP2 的安卓应用生态 。

航母作战群也好,榕树效应也罢,本土也好,国际也罢,科创的正确大方向就放在这里,不要再东张西望见异思迁,看你走不走而已;但具体怎么走,走哪条路殊途同归,大湾区乃至中国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与资源禀赋迈出自己的路。

正如报告所说:

大湾区有一群企业正在“做难而正确”的事情,这是能力,更是选择。

凛冬已至。《权力的游戏》中有句著名的台词:当大雪降下,冷风吹起,独行狼死,群聚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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