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安倍利用到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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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安倍利用到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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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国葬今日举行
万钢赴日本出席安倍晋三前首相葬礼

【文专栏作者 张光新】

2022年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以下简称安倍)在街头演讲时遇袭身亡。由于事发突然,而且正值第26届参议院选举(7月10日投开票)和第七波疫情肆虐日本之际,安倍作为前日本首相,其葬礼应该如何举行成为一个难题。

首相岸田文雄(以下简称岸田)曾征求过安倍夫人安倍昭惠的意见,是否希望为安倍晋三举行国葬,但被婉拒。7月12日下午,安倍晋三的私人葬礼在东京增上寺举行。

出于政治考量的“吊唁外交”

经过数日的斟酌,首相岸田文雄还是在7月16日表示,秋天将为安倍举行国葬。7月22日,岸田召开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国葬将于9月27日在东京武道馆举行,岸田本人担任葬礼委员长,葬礼费用由国家承担。

国葬的决定一经公布,立即引发日本国内舆论争议,对举行国葬理由未向国民充分说明的批判纷至沓来。于是,岸田进行了如下解释。

岸田首先强调,“安倍遭枪击身亡,这是暴力对民主主义的侵害。日本不能屈服于暴力,必须表现出坚守民主主义的决心”。岸田认为,国葬是内阁府负责的国家仪式,召开内阁会议通过即可,虽然费用由国家负担可能招致国民不满,但考虑到安倍是日本宪政史上任职时间最长(8年8个月)的首相,其施政得到国际社会的极高评价,因此内阁会议最终决定为其举行国葬。

图片来源:NHK报道截图

为平息舆论并减少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岸田政府向日本各界发出要求,国葬不能影响国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学校、政府机关和企业也不需要停课停业。

针对为安倍举行国葬引发的舆论争议,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多次在记者会上解释:“我认为,将对故人的敬意和吊唁通过国家全体举行仪式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将其作为各国代表能够出席的国家的正式活动是适当的。政府并不要求每一位国民都(为安倍)服丧、吊唁以及做出政治评价。”

安倍遗留下大量政治遗产,无论是麻生太郎、菅义伟,或者石破茂都在虎视眈眈。对于资深政客岸田而言,为安倍举行国葬是拉拢人心、巩固实力的好机会,大可以“做文章”。

安倍去世前不仅担任自民党内最大派系“清和政策研究会”的会长,更是日本保守派的精神领袖。为安倍举行国葬,是岸田向党内保守势力释放出的团结信号,明示其未来将继承安倍遗志,推进宪法修改、提高国家军事能力等施政方向,期冀获得上述势力的认可与支持。正如他在众议院运营委员会闭门审议安倍国葬相关事宜时所述,“为安倍举行国葬,将向国内外展示我国继承和发扬安倍外交遗产的决心”。

为安倍举办国葬,还能借机与邦交国家展开“吊唁外交”,岸田能够见到平时不太容易见到的外国领导人并展开面对面的对话,不出国门便可以展开首脑外交,这对于有着多年外务大臣经历的岸田来说简直就是“天赐良机”。

岸田期冀本次国葬成为向全世界展现日本国力、国际地位,以及与西方国家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外交活动。安倍执政时期“俯瞰地球仪外交”积累下的外交资源在其身亡后丝毫不被浪费,在其葬礼上继续为后来的岸田政府“发挥光热”。

岸田文雄7月14日在记者会上发言。(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根据官房长官松野博一的统计数据,将有来自海外的190多个代表团参加安倍的国葬。其中,需要特别接待的首脑级代表团约50个。外相林芳正也立场坚定地支持岸田首相,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安倍奠定了日本的外交基础,我将继承他的遗志,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强化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为实现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以及“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而努力。”

然而,从后续事态发展看,来自海外的宾客名单迟迟未能敲定。官房长官松野博一9月22日透露,海外宾客约有700名,但是首脑级别的只有49名。七国集团中只有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两天后,特鲁多总理表示,由于飓风“菲奥娜”登陆新斯科舍省造成巨大破坏,他将取消日本之行。

缺少国外高等级领导人出席的安倍国葬,势必与政要云集的英联邦女王国葬形成鲜明对比,更让岸田期待的“吊唁外交”效果大打折扣。

决定为安倍举行国葬应该还有岸田的个人情感考虑,毕竟安倍是他政治道路上的“导师”,岸田能有今天的地位,安倍的提携不可或缺。岸田出身政治世家,自1993年以来连续7次当选众议院议员。在担任首相以前,岸田可以说是一直秉持“背靠大树好乘凉”的要诀,坚定地与安倍站在同一阵线。

岸田欲利用安倍影响力展开“国葬外交”。(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安倍2007年8月第1次组阁时,岸田担任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负责冲绳及北方对策、国民生活、科学技术政策与规制改革。2012年12月安倍第2次组阁时,岸田担任外务大臣并于2017年兼任防卫大臣。

日本派阀政治的特色十分鲜明。在后安倍时代,岸田虽然已经成为首相,但是自身能力不足,依然需要依赖自民党内各派系的力量,需要继续借用安倍曾在日本政坛压倒性的影响力以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也正因此,7月11号下午,岸田文雄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决定授予安倍日本最高等级的国家荣誉勋章——大勋位菊花章。大勋位菊花章“含金量”很高,代表的是日本至高无上的荣誉。二战后,该勋章只授予过3人,分别是日本前首相吉田茂、佐藤荣作、中曾根康弘,其中佐藤荣作是安倍的外叔公,是安倍外公岸信介的亲弟弟。除了追授大勋位菊花章,日本首相府还降半旗以示对安倍的哀悼。

如果说为吉田茂举行国葬是特例,之后首相逝世均不享受国葬待遇是惯例,那么,为安倍举行国葬则打破了这一惯例并制造了一个充满争议的先例。不过,从自民党的角度,为安倍举行国葬可以省下一笔不小的党费开销,而且,如果为安倍举行国葬能够成功,以后日本再举行国葬的门槛则大大降低。

民众自发为安倍祈祷、献花。(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有人说,安倍去世后,很多民众冒雨为其默哀、祈祷、献花,这反映出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安倍的,这也体现在本次参议院选举的投票结果上。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枪击事件发生后,连日排起长队献花的民众在哀悼安倍的同时,心中所念更多的是对暴力恐怖袭击的谴责、对日本“民主主义”的珍重以及对类似事件不再发生的期待,而并非对安倍政治生涯的完全肯定。

日本民众抗议“国葬”

一般说来,既然是“国葬”,理应征得大多数国民的同意。岸田政府无视国民的反对,以内阁会议决议的方式决定为安倍举行国葬,这一做法遭到包括在野党在内很多日本民众的质疑。

尤其是山上彻也的个人信息、犯罪动机等被详细报道以及安倍等自民党籍国会议员与统一教之间的复杂利益关系被曝光后,国民中反对为安倍举行国葬的声音就大过了对他的哀悼之情。

长崎县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首先表示反对,他们发表声明,称“安倍政权时期森友学园和赏樱会等丑闻导致国民对政治的巨大不信任感,因此,为安倍举行国葬让国民产生强烈的违和感”。

7月22日,不少民众聚集到首相官邸前举行“反对国葬”“反对美化安倍政治”“将吊唁之意强加给国民违反宪法”的抗议游行,要求岸田政府“听取反对的舆论声音”。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也现身抗议现场并表示“为安倍举行国葬没有法律依据”。

民众的担心不无道理。对安倍的评价远未盖棺定论,为安倍举行国葬可能让国民对安倍的评价丧失客观性、空余溢美之言,可能变成“强制吊唁”更让国民难以接受。

日本东京:民众在“安倍国葬”会场附近举行抗议集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菅义伟内阁和自民党为中曾根康弘举办“联合葬”时,日本政府分担了大约9600万日元的丧葬费,这一高额的花销受到了国民批判。不仅如此,当时文部科学省还向全国的国立大学发出通知,要求同步吊唁,政府这一“强制要求吊唁”的做法招致国民反对。

更有甚者,日本多个地方自治体都收到了貌似同一人发来的恐吓邮件。邮件内容非常简单粗暴,“如果不中止安倍国葬,就绑架全国的孩子,并在国葬的会场泼洒浓硫酸”。发恐吓邮件的方式肯定不对,可问题是,有没有一个对的方式,真正能够把日本国民的心声尤其是反对意见传达给“高高在上”的岸田等政治家们呢?或者说他们其实心里很清楚,只是装作看不见而已。

进入8月,更多反对为安倍举行国葬的声音出现。8月9日,名为“反对为前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国葬之会”的公民团体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岸田政府撤回9月27日使用国家预算为安倍举行国葬的决定,诉讼理由是“国葬违反宪法”。三天后的12日,又有其他市民团体分别在横滨、埼玉的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取消举行国葬的内阁会议决议并停止国葬的预算执行,理由是为安倍举行国葬违反宪法第19条“国民的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受到保护”,且使用2022年度预算中的预备费为安倍举行国葬不符合“紧急性”要求,也是违法的。

日本高千穗大学教授五野井郁夫、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上野千鹤子在内的知名大学教授,以及作家镰田慧、评论家佐高信等17人,联合发起了一场要求岸田政府中止为安倍晋三举行国葬的线上签名活动。他们的理由是,安倍并没有取得匹配国葬待遇的政治业绩,为他举行国葬没有法律依据。五野井郁夫教授表示,“如今,国民正因新冠疫情等处于困苦之中,国家的钱与其花给已经死去的人,难道不该用在现在活着的人或者是正穷困潦倒的人身上吗”?

此后,东京多地出现反对国葬的民众集会。9月19日1.3万人在代代木公园游行,要求政府撤销举行国葬。9月21日清晨,日本首相官邸附近一名男子不惜以自焚的形式反对为安倍举行国葬,引发社会极大触动。岸田政府为安倍举行国葬的决定,非但没有让日本社会更加团结以合力应对通胀压力和经济不振,反而引发巨大撕裂和隔阂。

日本民众在“安倍国葬”会场附近举行抗议集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为安倍举行国葬的决定还成为日本政党竞争的焦点话题,是否出席安倍国葬俨然成为各党派政治家不同政见的象征。前首相菅直人和鸠山由纪夫在接到国葬邀请后明确表示拒绝。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多次公开表态反对为安倍举行国葬,称“国葬违反宪法,我强烈要求政府取消这一决定。如果政府强制举行国葬,我不仅不会出席,还会参加同一时间在国会正门举行的反对国葬大游行”。

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在记者上明确表示,“反对政府为安倍举行国葬的决定,届时不会出席”。

作为立宪民主党的两位“女中豪杰”,莲舫、辻元清美也公开表示不会参加安倍的国葬。莲舫的理由是“我反对仅召开内阁会议就做出国葬决定而无视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国会”。辻元清美认为,“所有人的死都是平等的,有人因新冠而死甚至不能举行葬礼。此外,安倍与统一教关系密切,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使用国家预算为其进行国葬,这一点我不能接受”。

在是否出席国葬的问题上,在野各党也存在巨大分歧。除了国民民主党明确表示支持国葬并同意出席外,其他政党要么明确表示反对国葬、缺席葬礼,要么表示很犹豫,在履行作为国会议员的职责与不支持岸田政府的做法之间难以抉择。当年吉田茂国葬的成功举行多亏了时任首相佐藤荣作的极力主张并迅速与在野党达成共识。对比之下,本次安倍国葬,作为葬礼委员长的岸田的协调能力与权威明显不足。

9月8日,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去世,享年96岁。世界各国领导人都相继致电表示哀悼。按照英国惯例,女王去世将举行国葬。对此,日本社交媒体立即出现一个热点话题,称女王的国葬是“真正的国葬”,以此揶揄岸田政府不顾国民反对坚持为安倍举行国葬的决定值得商榷。

虽存在其他争议,但整个国家都在向女王的离世表示哀悼,这才是国葬前舆论应有的氛围,没有像日本一样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对和质疑国葬的声音。

日本和英国虽然同为西方国家,并都以发达国家自居,但在举行国葬的问题上却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岸田政府虽然强调国葬不要求每一位国民进行吊唁,但这样恰恰难以体现国葬二字代表的根本意义。国葬是和国威联系在一起的,被国民反对、忽视国民情感的国葬决定不仅不能提升岸田政权的稳固,在和伊丽莎白女王的国葬两相对比之下,还会伤害日本作为国家的国威。

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的舆论调查结果表明,有超过一半的日本国民反对为安倍举行国葬,而且随着事情的发酵,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原本表示赞成或者“无所谓”的也转而反对。这表明,国民对安倍执政的评价与政府之间存在严重分裂。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参加日本前首相安倍葬礼。(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为安倍举行国葬本来是岸田政府出于政治考量,为巩固内阁支持率和自民党执政地位做出的决定,然而,对国民广泛的反对意见视而不见、忽视国民的朴素情感很可能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舆论反弹必然拉低岸田内阁的支持率,进而影响其长期稳定执政。

安倍推崇“强人政治”,深谙日本政治的运行逻辑,无论是在国会还是自民党内,喜欢凭借强大的“多数优势”强行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作风让很多日本国民感到反感。在选举期间,岸田曾不止一次强调自己的性格特点是擅长“倾听意见”、善于与国民沟通,但是,在安倍国葬已然成为社会矛盾焦点的情况下,他对舆论中的反对声音充耳不闻的强硬态度以及坚持为安倍举行国葬的强权做法,很可能会让日本国民心生不满与警惕,失去对他的信任与期待。

“无法可依”

日本一直以文明国家自居,以法治严明为傲,涉及政府行为一定要有法律授权。日本没有关于国葬的法律规定,举行国葬的标准非常模糊。

国葬是明治宪法下的产物,与日本当前的战后宪法精神格格不入。战前日本有“国葬令”,皇室以及立下伟大功勋的公爵、元帅和首相在去世后能够享受国葬待遇,比如“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等。

战后没有了“国葬令”,如何为安倍举行国葬?9月8日,在国会进行闭会审查时,岸田表示,为安倍举行国葬的决议“毫无疑问属于行政权”的管辖范围内,内阁决议的程序没有问题。

岸田政府提出的法律根据是内阁府设置法第4条,内阁府掌管事务包括“关于国家仪式以及内阁举行的仪式和活动(属于其他省掌管的除外)”,于是便将国葬认定为“内阁举行的国家仪式”,但这明显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内阁府设置法规定“国家仪式”相关事务由内阁府掌管,但这不能成为内阁会议有权决定国家仪式的法律依据。该法规定的只是,如果是国家仪式,内阁府则有权掌管,但国葬如果不是国家仪式,内阁府则无权掌管。

关键问题在于国葬是国家仪式吗?“国葬令”战后已经废除,国葬是已经被废止的仪式。日本宪法规定,天皇的国事行为之一是“举行仪式”,将个人的葬礼作为“国家仪式”确实不妥。

为安倍举行国葬无法可依还体现在政府依法行政的“法”的认定上。8月12日,神奈川县律师协会发表了一份“反对使用国家预算为安倍举行国葬的内阁会议决议的声明”,称该内阁会议决议与“政府依法行政”的原理相抵触,而“政府依法行政”是日本作为法治国家的基础,内阁府设置法只是组织规范,不能成为使用国家预算为安倍举行国葬的根据法。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国葬”将至,东京日本武道馆加强防恐警备。(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此外,国葬必然花费不菲。据日媒参照当年吉田茂国葬的规格估算,仅场地使用费、会场布置费以及各国政要的安保费就需要至少37亿日元(约合1.9亿元人民币)。8月26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为安倍举行国葬的花销将全部由国家财政支出,共计约2.5亿日元,主要用于布置会场和租赁车辆等。

2.5亿日元比日媒估算的少很多,但花销中的大头之一,即出席葬礼的各国宾客的安保费用并未计算其中,这恐怕是岸田政府玩的“障眼法”。

在各种质疑声中,岸田政府只好改变国葬结束后公布具体费用的方针。9月6日,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明确了国葬预算明细:葬礼花费预计16.6亿元,除了此前公布的葬礼会场布置费用2.5亿日元以外,还有安保费用8亿日元(从全国各地抽调警察的差旅费、补贴5亿日元,安保装备费用3亿日元),外国政要的接待费6亿日元以及自卫队仪仗队等使用的车辆租赁费用0.1亿日元。

对于大幅“膨胀”的国葬费用,在野党方面表示强烈反对。而在英女王葬礼结束之后,安倍国葬的巨额预算更引发民众质疑:安倍的国葬怎么比英国女王的国葬花费还要大?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花费大约为800万英镑,约合13亿日元。

超过英国女王的巨额安倍国葬预算导致岸田内阁支持率加速暴跌,几乎所有民调结果都显示,岸田内阁的不支持率已经高于支持率。在经济发展面临逆风,民众饱受高物价和疫情困扰的当下,岸田政府忽视民意、为获取政治私利斥巨资为安倍举行国葬,其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可谓咎由自取。

在日本,国家承担费用就意味着使用国民的税金,因此,本就无法可依的国葬就更难得到大多数国民的理解。有专家建议,岸田可以凭借执政联盟在众参两院的优势地位,在召开临时国会的时候通过有关国葬的法律,然后再为安倍举行国葬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只是,今年的临时国会直到闭幕也未就安倍国葬一事进行公开讨论,遑论立法。

战后日本也不是没有人享受过国葬。已经去世的首相中,因心肌梗死去世的吉田茂便享受过国葬的待遇。当时,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时任首相佐藤荣作也是召开内阁会议做出了为吉田茂国葬的决定。这成为岸田内阁做出为安倍国葬决定的依据。吉田茂被认为是日本“最伟大的首相”,他签订媾和条约使战败国日本恢复了独立,带领战后日本走上“重经济、轻军备”的道路,执政理念影响了之后的几代首相。据此,佐藤荣作内阁认为吉田茂理应享受国葬待遇。

第45、48、49、50、51任日本首相吉田茂。(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说到佐藤荣作,他不仅是安倍的外叔祖父,也是安倍之前,战后任期最长的首相。佐藤荣作执政期间大力推进经济改革,振兴日本经济,使日本GDP在1968年超越联邦德国成为仅次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下野后的1974年,佐藤荣作还因提出“无核三原则”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日本唯一获得该奖的首相。即便如此,佐藤荣作去世后也没有享受国葬待遇,仅举行了“国民葬”。当时的首相三木武夫被很多日本国民批判,“国民葬”的待遇对佐藤荣作不公平,甚至有支持佐藤荣作的右翼极端分子袭击三木武夫以表达不满。

安倍执政时期,带领自民党在国会取得一枝独秀的优势地位,对自民党巩固“一党优位”做出不少贡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在国民心目中的地位就高,更不意味着国民对他的认可度就高。

安倍此前曾多次被曝丑闻,包括森友学园、加计学园、赏樱会、黑田弘务事件等等,他在国会进行虚假答辩的不光彩历史也还历历在目。所以,仅比较任职首相期间的政治成绩和社会评价,吉田茂对于日本的贡献、其在国民心目中的地位,安倍是无论如何不可企及的。其实,勿论吉田茂,安倍恐怕连佐藤荣作都明显有所不及,在这种巨大反差下岸田政府坚持为安倍举行国葬,自然不得人心。

当前的日本,物价高企、国民收入增长停滞、人口少子老龄化态势严峻、第7波新冠疫情余波未尽,内政问题一大堆却置之不顾,坚持给毁誉参半的前首相举行国葬,岸田这一决定必然引发争议。

岸田政府的政治考量与其对立面的国民情感,二者宛如平行线,没有交集。整个事件也反映出日本国民向国家表达自己意见渠道之狭窄的现状。

作为日本国民,唯一能表明自己政治意愿的机会就是在选举中以投票的形式支持接近自己意愿的政党和议员,或者干脆自己参选议员。日本宪法规定“国民主权”,但现实中很难做到每个国民的意见都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得到体现。

除选举投票外,类似在互联网上呼吁为枪杀安倍的凶手山上彻也减刑的签名活动,也是日本国民表达政治意见的途径。

不过,回想山上彻也在刺杀安倍之前的人生经历,我们再次发现政治考量与国民情感之间巨大的鸿沟。由于母亲迷信“统一教”而疯狂捐款导致经济破产、家庭分崩离析,生活困苦的山上彻也除了用自制手枪刺杀安倍,没有找到其他向日本国家、政府和“民主主义”的日本社会表达自己诉求、维护自身权益的方法。安倍遇刺身亡貌似是个人极端行为,但是偶然事件中也包含必然因素。

日本动辄批评其他国家“侵犯人权”,标榜“决心坚守民主主义”,强调尊重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重要性,实际自身在推进民主、保护人权方面亦存在很多问题。在大多数国民都表示反对的情况下,独断且固执地坚持使用国家预算为安倍举行国葬肯定不是岸田所标榜的“坚决守护民主主义”的应有姿态。

作为日本的首相,岸田不仅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为什么国民中会有这么多人反对为安倍举行国葬,更应该仔细思考在未来的“黄金三年”中,除了推进修宪、扩军以及“入常”等政治议程,还应如何避免轻视国民情感、更好地回应国民期待。

岸田的“黄金三年”执政期本来是安倍意外遇袭身亡带来的,然而,为安倍举行国葬的决定导致的社会分裂、朝野纷争以及政治危机,勿论“黄金三年”,甚至可能成为终结其首相生涯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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