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辉:大叔、浪子、作家和10秒的感伤
资讯

马家辉:大叔、浪子、作家和10秒的感伤

去年6月底,马家辉去了趟澳门,按防疫要求被隔离14天。平均气温31℃的亚热带溽暑中,待在酒店房间的他却感觉骨头里直冒寒气。因为从小就有一个奇怪的迷信,每次出现这种阴冷感,一定是周围有“鬼”出现,所以他知道这一次又糟糕了。

这次撞到“鬼”的经历还让他迟迟不知如何下笔的小说《双天至尊》,意外地找到了开头:“故事就讲我在澳门隔离,出现了一个‘鬼’,他说:‘别怕,我不会害你,我是你的粉丝。我死掉之后有人把《龙头凤尾》烧给我,我太喜欢看了。’我问他为什么那么喜欢,他说因为他是gay。我又问他是来要签名吗,他说:‘是,更重要是我来催你赶快写第三本书,因为第一本第二本我都看了,我希望在投胎以前能看完第三本。’我跟他说我还不晓得怎么写,他说:‘你写我的故事吧’。然后他就把他在人间如何当了道士、又如何做了龙虎武师拍电影、后来又怎么样混黑社会、怎么样死掉告诉了我。”

年底正式动笔,这个“鬼故事”目前只写了四万多字,刚讲到道士开始跟着叶问学功夫。写作对马家辉来说从来不是难事,香港的报纸每天都有他的专栏更新,却唯独在小说创作上不曾笔疾如飞——《龙头凤尾》写了两年、《鸳鸯六七四》写了四年。这一次要写多久,马家辉心里还是没数,作为“三部曲”的终章,《双天至尊》负载了更多超越前作的自我要求,也随着故事进入到距离现今更近的时代而倍加谨慎。但他希望明年可以搞定,因为1963年出生的自己届时刚好六十岁。

2022年初,马家辉在家中。摄影/骆丹

老得惊心动魄

这几年,年龄在马家辉身上开始败露出一些从未显现的踪迹。最明显的便是体力和精力的衰退,从前他根本不懂什么叫累,现在最多勉强做完三件事就得趴下休息了。

情感上也发生着许多“恼人”的变化。最近,他从过去二十年写过的散文里挑挑拣拣,攒了本集子取名《大叔》。其实同名的文集8年前就出版过,彼时的他对自己终于迈入大叔之列颇有些兴奋:“我变得更加放肆……亲近颠倒梦想,愈发朝着狂野的终点前冲”。但这回重新编辑,他把这些字句通通撤掉,更替了七成文章,并且特意把所有与“家”有关的篇目归拢到一起,放在了卷首最显眼的位置。

“家,是生活的资源,亦是精神的寄托;家,既是梦想,亦是现实。“开篇的《家:总有珍惜的理由》就是他新加进去的,文风“一本正经”得罕见:“这一刹那,我几乎流泪,因为这一刻,仿佛我才是严苛的父亲,他(注:指马家辉的父亲)是个受责的儿子,我们的关系彻底颠倒过来”,“每回看见我女儿的孤独背影,我便联想到他日自己和她母亲走向衰败,终而死亡,天地茫茫,唯剩我女儿一人面对,那是何等凄酸的事情”。

不过当文字里隐藏的柔软被人看破时,马家辉却有些羞于承认。“岭南社会的华人,家的责任感很重,这种价值观一直都有。”江湖一生,他习惯了以浪子面目示人,常常用名字当作不由自主的命定:“我叫家辉嘛,家之光辉。香港好多人都叫‘家’,连女生也叫‘家’。”但一番玩笑过后,他还是找补了一声感叹:“可能年纪越大就越重吧。”

“到了某个年纪,你对于家、对于两代之间的关系看得特别重,里面当然有变化。就像我十年前刚刚当hall master(香港的大学舍监)的时候,很鼓励学生去玩去喝酒打球、鼓励他们放肆,然后年纪越大就越来越老头一样——小心一点、别太晚睡、别太吵,就很多爹味,有时候啰嗦到自己都讨厌自己。”

马家辉说,其实自己内心一直都有柔软的部分,只不过从前是一种隐秘、私密的存在,随着到达生命的某个阶段,才会比较容易呈现出来。“老去不老去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回应你的情绪。我不能说没有感伤,但是尽量提醒自己,只能感伤5秒或者最多10秒,差不多了,停了。”同样,新版《大叔》的序文里他如是写道:“廿多岁时读郑愁予的诗,‘三十未死,四十有何话说’,却斑驳一如背负诗囊的唐马,深觉动人。其后三十果然未死,四十也仍存在,甚至活过了五十,明年六十,一路走来,猛然领略,斑驳亦为美学,而且更是必然。”

尽管如此,站在必然面前,他也还是会偶生恐惧。“梁实秋说,人过了四十五岁,谁先死都不知道。特别我家族基因不好的,祖父五十多岁死,祖母也是五十多。时间无多了。”眼下正在创作的小说,他每写完一部分便会通过电邮发给朋友,嘱咐他们万一哪天自己突然死掉就赶快将其出版。

“可是说起这个,也有个烦恼。”在《中国新闻周刊》的提问下,略显沉重的谈论显然早已超过10秒的自我定额,他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拍马调头:“万一我突然死掉,我很多不能见光的档案——像手里的裸照——怎么办?”

孤独的小孩

当然,这事儿不必多么当真,马家辉说话向来是荤素不忌的。他喜欢聊桃花情爱、咸湿色欲,也经常拿风流韵事充作吹水谈资,但其实从二十几岁认识了台湾女孩张家瑜,他们已经琴瑟和谐地过了半辈子安安稳稳的婚姻生活。

他说过,自己嘴巴上的刻薄、自大、不检点主要是受李敖影响。十七岁时,他在书店看到一本《文化顽童李敖》,立马就被这个好玩的家伙吸引住了,然后到处找李敖的东西来读。两年以后参加A-Level考试(相当于香港的高考),因为英文将将及格,他被港大拒之门外,便怀揣追随李敖的念头去了台湾,据说还带了一幅鲁迅像。二十一岁生日的前两个月,他出版了《消灭李敖,或者被李敖消灭》,李敖看完对他说:“二十多年前,我写了一本关于胡适的书,胡适对我说:李敖,你比胡适更了解胡适。而现在,我要说,你比李敖更了解李敖。”

如此肯定,无疑证明了马家辉的天赋是该吃读书识人、作文论事这碗饭的。然而小时候的他,深深着迷的却是隐藏在街角窄巷的地下世界。

马家辉成长于香港岛北岸中央的湾仔。这是一片复杂多元的区域,小说家潘国灵曾总结过它的多副面孔:“太原街、篮屋的唐楼是庶民的湾仔;湾仔北的会展中心、新鸿基中心是商业的湾仔;洛克道一带的酒吧代表了声色的湾仔;多个独立文化艺术团驻扎的富德楼和戏剧演出团体是人文的湾仔;税务大厦、金紫荆广场是官方的湾仔……”六七十年代的湾仔更是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之地。这里遍布酒吧、凤楼,烂醉的鬼佬大兵、买卖白粉的毒虫、堂口的烂仔、媚淫的妓女皆游荡于此,张爱玲写它“充满了下等的娱乐场所”、黄碧云的“列佬”在此偷了美国大兵的钱,到了也斯笔下则弥漫着灵异的鬼魅;许多“南来文人”也住在这里,于是报馆、书店扎堆,印刷店铺聚集的那条喜帖街后来被一首流行歌曲唱得人尽皆知。

儿时的马家辉见惯了湾仔的野生与混乱,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过:“我曾蹲坐在卢押道口的大排档前吃早餐,忽见一人拔足狂奔,后面有人持刀追斩,男子终于身中多刀,那股喷射出来的血腥掩盖了我手里的那杯咖啡香。我的邻居好朋友,家里经营外围马,我曾经陪他替其父亲带送赌缆,走在旧楼梯间,看见两个瘾君子在闪动的烛火下蹲坐打针……”因为父亲是孤儿,成家之后便把母亲一家接到了一起生活,外婆母亲都是赌鬼,三个舅舅也永远在麻烦与麻烦之间不断挣扎。还是在那篇文章里,他写道:“我曾经目睹舅舅毒瘾发作、索钱不遂,冲进厨房捡起一把菜刀、斫杀其父。我曾经踏进一间麻雀馆,找我在里面充当‘雀手’的外婆,烟雾弥漫,牌声震天。十来岁时,我于课余到另一位没有毒瘾却有赌瘾的舅舅的洋服店内帮忙,那在卢押道和洛克道交界,旁边都是酒吧,每晚看着洋水手和土吧女揽腰走过。” “内外熏陶”之下,马家辉12岁就开始坐上赌桌,一下课便打扑克牌,经常跑去麦当劳里赌钱;走到纹身店门口时,也曾有过冲动想进去搞条过肩龙。

修顿球场是那时候的湾仔中心,白天少年们在这里踢球,晚上古惑仔在这里聚会。马家辉整天流连于此,他并不善于运动,只是期盼能与大佬邂逅,加入某个社团。但事实是,从来没有人拉拢过他,又瘦又小的个头实在无法让人相信他能冲锋陷阵打打杀杀。

“我是一个孤独的小孩。”谈起成长的经历,马家辉这样说到。好友梁文道其实早就看透了他的孤独是骨子里的:“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他应该是很外向很长袖善舞的一个人。不,其实他不是。我所知道的马家辉极其内向善感而纤细,他最适合做的事是躲在房里读书写作,或者坐在幽黑的电影院里一个人对着银幕默默流泪。”马家辉对此也许不会愿意认同,他有他自己的解释:“因为我长得太帅了,女生都跑过来我这边撩我,别的男同学怎么办,多不爽对不对。”

不过可以确信的是,正是这份童年的孤独推着他,走上了文化人的路:“当你是一个孤独的小孩,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看书、思考,再来写作就很自然了嘛。”

欠湾仔一个故事

马家辉的父亲是在报社上班的,还当过《东方日报》总编辑,但并非金庸那样的文人办报,充其量只算“报匠”,写的大多是马经、杂文和艳情小说。马家辉从十九岁开始也在报纸上写起专栏,最初只是客串,每周用笔名发两三个乱七八糟的小方块。从台大毕业后,他靠着写专栏赚来的钱去了美国,分别在芝加哥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读了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

“比较年轻的时候,二十来岁,理想比较对外。我希望追求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公义的社会——当然还没到救国救民,听起来很肉麻,可是这个是我花了六年时间去读博士的理由。读完之后才明白根本没有这种社会,我也没有能力去追求这种社会。”于是,师从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大师莱特的他,在博士论文中用“博弈论”对香港立法会进行了一番雄心勃勃的分析,随后便毕业回台,做了一家地理杂志的旅行记者。

1997年,马家辉回香港做了《明报》的副总编辑,兜兜转转,最终他还是承了父亲的“业”。但他比父亲做得成功:从香港到内地、从报纸到杂志都有他的笔墨,其文字刊载过的地方比其真正到过的地方还多,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就是现代梁启超;他创办了《明报》的“世纪”人文副刊,邀请名家助阵,古今中外,针砭时事,一改香港报纸的副刊格局;1998年凤凰卫视开播《锵锵三人行》,作为常驻嘉宾的他又逐渐被更多人熟悉起来。

马家辉用计算器算过,几十年间自己写了两千多万字。但这其中,只有两篇是小说,一篇是17岁时写的1000字的极短篇,另一篇是香港回归时用新闻编的故事,那时他努力想写出“香港回归时的社会心理状况”。

当初邀请他去《明报》的,是著名报人高信疆,马家辉称其为纸上风云第一人。在和他的交往中,社会理想早已破灭的马家辉找到了新的理想:“高先生说,家辉,对其他人来说,性格是命运,对我们这类人来说,理想是命运。年纪越大,越敬佩高先生这句话。我不敢说才华,我当然没有这种大本领,自己有几斤几两自己明白,可是重要的是不管几斤几两不要浪费,所以尽量发挥文学创作的敏感度,认真地说就是我的理想了。”在他心里,文学创作的光谱里始终有一个金字塔,高峰是诗,然后是小说。他知道自己写不了诗,于是决定要挑战一下小说——何况自己还欠湾仔一个故事。

五十一岁这年,他坐到了书桌前敲打键盘,写下人生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这是一个甚为生猛的开始:十五六岁的“我”一边认真观看着外公细细品食“牛宾周”,一边听他说洪门猛人哨牙炳“金盆洗捻”的故事。哨牙炳的故事发生在1967年,稍稍翻阅一下香港历史就能知道,这一年多么特殊多么重要。

但紧接着他笔锋一转,另起回目写了个前传出来。时间线被拨回到了1936年——那是香港沦陷前夕,这片弹丸之地正夹在港英政府、大陆内乱与日本侵华的夹缝中人心惶然,茂名的木匠陆北才跟着军阀陈济棠的部队南下,就此闯入这个乱世危城,跌跌宕宕最后摇身成了洪门孙兴社的龙头,还与英国殖民官张迪臣发生了一段凄凄切切的断背之爱。

学者陈国球在《香港的抒情史》一书中说过:“情所棲遁处,就在于可以载心的香港文学。”马家辉一出手即向此直奔而去,他笔下看似狭邪色情、荒腔走板的传奇,隐喻暗喻间的草蛇灰线实则尽是香江往事。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一眼识破,谓之香港的“性史——及心史”。

埋首两年,二十三易其稿,得见众生的《龙头凤尾》接连夺下《亚洲周刊》华文小说年度十大、台北国际书展小说类首奖、香港红楼梦奖等殊荣。拿到版税的马家辉,把自己的保时捷换成了法拉利,然后又钻回了房间里去。他还惦记着他的哨牙炳,那个最初想讲的故事。而且他打定了主意要写三部曲,因为“写三部曲的作家好像比较容易成为经典,譬如说,巴金”。

又过了四年,哨牙炳的一生终得了却。原来,“金盆洗捻”仪式上神秘消失的他,最后与一个女人在大海中同归于尽,所有冤缘孽债皆有前定。现实中,那一年无数的人逃来香港,每天都有许多无名尸体浮出海面。《鸳鸯六七四》的名字,既与《龙头凤尾》同为牌九局里的牌面,又代指故事里的阴阳之合,更是对香港精神的一己概括:“鸳鸯,也是香港精神的暧昧,在香港喝鸳鸯就是咖啡加茶,那种黑白不分的奶茶。”

暧昧的精神

“香港有这种暧昧的特点,所以香港一些政府的建筑物也要看风水,警察局也要拜关公、上香、切烧猪。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香港能够拍出那么精彩的《无间道》,黑社会做了警察,警察也去黑社会卧底。”马家辉说,所谓暧昧就是不非黑即白,这与香港在历史上的身份有关——在“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里五湖四海的人各自为生、彼此共存,把江湖混得有声有色。

也因此,他才在小说里这般执着地书写黑社会、妓女、嫖客等等:“我要透过什么样的人物表达这种精神?很清楚,一定是透过一些一般所说的边缘人,尤其是经常被贴负面标签的。我不表示他们所有事情都是对的,可是重点在于对错的区分不容易,而且在时空里面也容许不容易去区分对错。”

太太同样问过他这个问题,为什么他的小说里没有半个好人。他思考了三天,“双目含冤”地告诉她:“我想写的其实不是书中的坏,而是他们变坏的理由,或被压迫,或受诱惑,或自欺欺人,或无力抗拒,总之总有特殊的处境令他们背负起负面身份。而如果换作我们,一般的自认是‘好人’的人,说不定亦会如此,甚至可能比他们做得更‘坏’。我笔下的人物如果有着共同的命运,那或许就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不幸。他们是不幸的人,遭逢不幸的境况,在当时当刻,他们或自愿或无奈地做出了‘坏’的选择,由是因‘正’而‘负’,负得可耻或可愤。若得其情,我们应该哀矜毋恨。”

不过在《双天至尊》里,这份暧昧即将走向尽头。从1970年代开始的故事,会很快遇到一个关键节点——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香港社会逐渐制度化、法治化,也开始形成了“官僚行政主义”。“70年代80年代还是有暧昧的,距离90年代越近越被删除,你会很明显地看到暧昧如何消退和消亡。现在更是,大家好像想把事情变得更加所谓的‘明确’。”马家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计划里,这一部写到1997年结束。导演杜琪峰早就约了版权,想将它拍成电影,几年过去了,马家辉也不知道杜导是否还在等着。“这两三年,大家都没心情交流了。而且现在港片再拍警察什么的不容易。”但他心里仍然觉得杜琪峰没有放弃:“因为我里面会碰到杜导最常碰的话题,我有时候越写越兴奋,觉得杜琪峰一定拍这个部分。甚至我心里会对号入座,那个人物应该是古天乐、那个应该是林家栋,最好这个角色就是马家辉。”

《鸳鸯六七四》出版时,马家辉的“自大”再一次蠢蠢欲动,原定的三部曲,他突发奇想地闪出一个“由三变五”的想法:“三部曲变五部曲,我是否有机会由经典作家变成‘超经典’作家,哈,打败巴金?”可是他现在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写完这三部曲就不干了,举行个封笔大典,就像我小说里面写的‘金盆洗捻’,请我以前的花花草草、恩恩怨怨前来,贺我封笔,多过瘾呐。”马家辉说,封笔以后他要在旺角的广东道开一家烧腊店,店名都想好了,叫“阿辉伯烧腊店”。“以前的粉丝来拍个照打个卡,买两斤我送个签名,买三斤送个拥吻——只给女的,男的买五斤我再考虑一下。”

除了开烧腊店,他还准备去学功夫。“因为写小说的关系,我现在对武功重新着迷——十来岁的时候着迷过。我现在正在打听学咏春或是洪拳,下回见到你,我穿着唐装一举双手:‘咏春,家辉‘,多屌。学了咏春还有一个好处,教不了功夫可以替人做脚底按摩。”不过,在这件事上他略微有一点不自信:“万事起头难,先从跳大妈舞开始吧,要把身体练好、气练好。”

“我最近还有一个念头,想去学唱歌。因为唱歌是我很大的弱点,我的音感不好。可是我就不服气,我觉得我要抽点时间去学,克服了这个弱点,开个抖音。”关于退休生活,马家辉越说越兴奋。可是,谁知道呢,之前他还信誓旦旦地说过退休以后要去开的士呢。

“我改变主意了!年纪越来越大,整天要撒尿,开的士很烦,要拿着几个瓶子在的士里面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