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座城市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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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湖南省邵阳市迎来了改变命运的一年。

1960年代开始,中国同美苏两位世界阵营的老大关系恶劣,尤其苏联动不动喊打喊杀,还威胁要对我们扔核弹,为了保卫我们刚刚建立的工业果实,中国被迫采取了极端的防御策略,将东北与东部的工厂大量往中西部搬迁,历史上把这段故事,称为三线建设。

1965年,以上海为主的沿海地区,一共向邵阳迁来了大中型工厂20家左右,分别是湖南印刷机器厂、中南制药厂、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邵阳纺织机械厂、邵阳第二纺织机械厂、长沙机床厂邵阳分厂、湖南半导体器件厂、邵阳纸板厂、邵阳纺织厂、邵阳农药厂等。

1969年,株洲仿制一汽解放牌载重货车成功,考虑到汽车配件大多在邵阳及周边地区制造,1970年7月,在邵阳五里牌建起了湖南省汽车制造厂。

据后来在厂里干了一辈子的李芳林回忆,工人们在300平米的简易工棚里喊着号子工作,用卷扬机代替压模设备,用动摇大锤替代油压机,用烧滚的碱水去掉汽车零件的油污,第一年,邵阳就一共生产出了154辆货车。

虽然刚生产出来的货车载重仅4吨,时速仅60公里,但那年头搞汽车就是高科技,工人们走在路上,背挺得笔直。

一说起自己是汽车工人,说话的声音都要洪亮几分。

通过向一汽派遣技术工人深入学习,到1978年,邵阳湖汽自己搞出了30多台大型设备,改进了生产条件,工厂一路昂扬发展,巅峰时一共有七千名员工。

围绕着这些大中型企业,一些做上下游配套的小企业也得以获得生存空间,包括邵阳市电池厂、织染厂、矿灯厂、造纸厂、化工厂、水泥厂也纷纷建成,并活得有滋有味。

到1990年巅峰时,邵阳大件能造汽车(一年2029辆)、纺织机、印刷机,小件能造洗衣机、电风扇、三极管、电风扇、钢笔,全国41个工业门类,全邵阳有39个,邵阳的工业产值,占到全省的六分之一。

除了汽车,邵阳生产出了湖南省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台印刷机、第一支钢笔、第一包洗衣粉,第一台纺织机。

那年头,邵阳金笔厂生产的“永久”钢笔能和上海“永生”的钢笔争锋,每逢麦收季节,邵阳造纸厂装麦杆的拖拉机队伍,一直排队到大修厂门口,为周边2000个家庭,一万多人提供了额外收入,到处是一片火热景象。

1970-1980年代,全邵阳市区只有20万人左右,大多聚集在东区,其中10万人是产业工人,10万人是工人家属,工业最密集的地方是工业街,4万工人扎堆在这,上班时街道静悄悄的,只有几个快迟到的工人鬼鬼祟祟地碎步急奔,一到下班时间,几万名工人骑着二八大杠迎着晚霞冲出厂门,街上瞬时就热闹起来。

当时的工人们,有自己的电影院、游泳池、食堂、医院,那年代还没有农民工,最多是一些周边农户围绕着工业城区卖一些生活用品、开两家饭店,给工人们提供服务,城里有溜冰场,有录像厅,有书店,有公园,这些都是农民们触摸不到的事物,到了1990年代,才允许农民踩着单车进城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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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的邵阳市工业街(杨民贵摄影)

我爸就是当时进城务工的农民之一,他每天早上七点天朦朦亮,跟同村十几名汉子,骑二十里地进城,在城里做一天的泥水匠,晚上七八点回村,午饭是自己带的韭菜炒鸡蛋,使塑料袋装在口袋里,到中午时已经凉透,另还带一些大米,中午自己在工地使铁锅煮熟,就着炒鸡蛋下饭,胡乱对付一顿。

郊区农民进到了城区,见到了他们闻所未闻的优越物质生活,不由得啧啧称奇,我十岁时去过工地几次,看到中午时农民工满身泥浆,疲乏地坐在一起,互相嘲笑说要去“喝饭店里城里人剩下的油汤”。

所谓的城里人,就是当时的产业工人,搭配少量的体制内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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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邵阳双清公园,当时人们都在这座假山前合影

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当时工人的经济生活犹如天堂一般,进城务工的农民主要是在工地劳动,开始时一天能挣10块钱,1990年代后期是20块钱一天,但是收入很不稳定,一年只有几个月有工作,下雨天还不能开工,其他农民无非是去菜场卖菜,开些小店,靠产业工人的经济溢出效应维持生计,捡一些工业经济从指间流出来的残羹剩饭。

纯粹的农村生活由种地、养猪、养鸡和永无止境的家务活所填充,每天一个农妇光是做饭、洗衣、挑水、烧水、带娃、喂猪,就要累得喘不过气来,而且农业收成每年还要定额上交给粮站,农民根本没什么经济收入,全指望家里养的几头猪熬过春节。

所以我小时候,我妈常看着伏在板凳上做作业的我,用一种期望的口气说:

“你要发狠读书,考上大学,将来做一个城里人,再也不要做农民了。”

城市里的产业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级,部分工人和体制内子弟,总是用充满优越感的眼光打量同班农村孩子,一直到1990年代我在城里读书时,还能看到班上城里孩子不断欺侮农村孩子。

这种欺侮似乎也成一种默认的规则,极少看到老师和长辈出面阻止。

1965年,邵阳城迎来了改变命运的一年,三线建设使邵阳获得了工业发展的机会,朝气蓬勃的市区是人人羡慕的天堂,但那些光荣还是只能波及一小部分人,而且这些荣耀不可持续,也只是维持了短短三十年光景。

历史的海啸即将到来,将大部分中国城市经济,毫不留情地冲垮殆尽。

当岳阳能感受到邵阳同样的工业荣耀时,已经是20年后的事情了。

在湖南省内,衡阳比邵阳的工业起步还早,从1958年开始发力,拥有衡钢、衡阳轧钢厂、湘衡盐矿、272厂、710厂等大厂,衡阳甚至一度占全湖南省工业产值的28-40%,最顶峰曾压制过长沙。

所以过去衡阳人去看湖南其他城市时,总有一种带头大哥来巡视小弟地盘的感觉。

1980年代初,衡阳人老吴去岳阳出差时,就有这种感觉。

40多年后,六十多岁的老吴已经是一名成功的房地产商,十分骚包的穿着一身花哨的大牌服装,当他向我回忆起当年岳阳的情景时,说“岳阳那时还只是一个小渔村,只有岳阳楼旁边有农贸市场和小餐馆,其他地方都是一片片菜地。”

早先的岳阳,只是利用在湘鄂赣三省连接处,做一些批发生意,是排在武汉汉正街、长沙下河街之后的批发中心,生意主要集中在巴陵大桥市场和梅溪桥市场,就跟甲午战争前的日本一样,做点转手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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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陵大桥通车时的岳阳

之后岳阳工业快速发展,在1990年代中期时,与邵阳同频,达到了巅峰。

每当回忆起当年岳阳工业的辉煌时,1980年出生的岳阳人老徐就忍不住心潮澎湃。

作为3571厂的子弟,老张一直清晰地记得辉煌时期岳阳城区的格局。

那时的岳阳市,北边主要是麻纺厂,中间是四化建,西北边是3517厂,南边是贮木场,东边是岳化厂,分别形成了几大工业聚集区。

和邵阳不同的是,邵阳上五千人的就是本土巨鳄,而岳阳到处是大厂,动不动上万人。

1990年时,3517厂有两三万人,贮木场有大几千人,洞庭麻纺厂有一两万人,岳阳制药厂有大几千人,岳阳电子磁厂有一万多人,长炼有两万人,洞氮有两万人,四化建有一万人,岳化有三四万人,巴陵石化一万多人,像长动机械、己内酰胺、岳阳酒厂这种只有小几千人的,走出去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跟邵阳一样,这些大中厂加起来形成了市区30万产业工人的聚集,顺势养活了周边街道办的钢球厂、玻璃厂、家俱厂、轮胎厂、皮革厂等,为大厂提供上下游配套服务。

每当说起当年这些厂的美好福利时,老徐就更加激动了。

那年头,进了这些厂就是一生衣食无忧,1-3岁有免费的厂矿托儿所,3岁后有免费的厂矿幼儿园,之后有厂矿小学、中学,甚至3517有厂矿大学。

大厂有自己独立的电影院、舞厅、溜冰场、游泳池、医院,3517甚至有两个医院,我跑去3517旧址时,发现那医院现在还在,名字都没改。

房子是单位分配,有一排排家属楼,吃的就更好了,一日三餐包括宵夜全包,而且全部免费,最过分的是3517甚至有自己的牧场,老徐他们那一代厂矿子弟,是喝着自家牧场的牛奶长大的。

“比今天2022年的岳阳小孩生活得还幸福。”

老徐最后总结说。

中国老工业城市曾经的幸福工人生活,不仅仅发生在邵阳和岳阳,还发生在我以前介绍过的陕西宝鸡和广西柳州。(可查阅我写过的广西篇和陕西篇,这里不重复)

当然,也包括湖北工业重镇襄阳。

和邵阳、宝鸡、衡阳、柳州的情况一样,襄阳的工业建设,也主要来自于大三线时期。

襄阳发展得比衡阳还要晚一些,从1958年开搞工业化,当时只有几百家零碎小厂,1960年时,全襄阳(当时还叫襄樊,为阅读方便,本文统称襄阳)找不到一个有工程师资格的人,为了办硫酸厂,才从上海借来一个临时工程师。

直到大三线时期,跟邵阳一样,同样来自东部和东北的几万名工人、工程师、干部,爬过万水千山来到襄阳,在这里建成了华中制药厂、航天42所、江华机械厂、襄樊内燃机厂、建昌机器厂等。

这当中尤其是建昌机械厂、红旗机制厂、华光器材厂、汉江机械厂、襄樊内燃机厂、汉光电工厂、宏伟机械厂、红山化工厂等四十多家,集中在南漳、谷城、宜城、老河口及襄阳郊区的军工企业,为襄阳日后成为湖北重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电影《你好,李焕英》,拍的就是襄阳宜城东方化工厂的故事,只是在卫东机械厂取的景。

所以才出现湖北某市的一个厂,大家都操着一口东北话的奇怪场面。

大量三线军工的加入,为襄阳日后成为湖北第二大央企、国企聚集区,工业总产值仅次于武汉奠定了基础。

襄阳也生产出了自己的电视机、调速器、激光医疗设备、通讯车等等。

待后期世界局势平稳,十堰的东风汽车产业1983年陆续迁出到襄阳,拥有诸多军工与重工业的襄阳,至此如虎添翼,稳定了自己在湖北老二的地位。

但此时距离大下岗席卷全中国,也就十年左右了。

我十岁左右时,曾住在邵阳市衡器厂旁边的一间小院里好几年。

也就是那些年,亲眼目睹了下岗工人的生活惨状。

这些原本对我们有着充分优越感的工人阶层,慢慢发不出工资了,慢慢他们也无所事事,双手插在裤袋浪荡街头,或者成天混迹于牌桌,还经常来破落的进城农民家庭蹭饭吃,他们一边吃得满嘴是油,还不忘跟我吹牛,问我在昭陵中学有没有被人欺负?要不要帮你砍人?他认识教育局某某某,认识校长某某某。

下岗之后,断了生活来源,部分工人开始去抢早市的餐摊卖米粉,部分工人拎起菜刀光着膀子去厂门口卖卤菜,为了生存下去,他们顾不得原先荣耀的国企工人身份,开始从事他们原本看不上的卑贱生计。

邵阳市国企的大破产,其实是从1980年代开始,在1995年左右到达高潮,一直到2000年结束,我少年时还以为只是邵阳一座城市的命运,后来才发现这是许许多多城市的宿命。

邵阳著名的湘印机厂,在1990年代中期破产,原本生产印刷机的大厂房,现在部分改成了体育基地,部分租给了物流公司做仓库,或者改成了餐馆。

邵阳专门生产炮弹引信的万人大厂红日机械,拥有中国军工系统最大的天然洞穴,原厂址已经沦为一片废墟。

新邵卷烟厂、703厂、068厂、578厂、农药厂纷纷倒闭,关系到上万人活路的造纸厂死于1998年,全国唯二的国营钢笔厂死于1999年,那家让邵阳人最自豪的湖南省汽车制造厂,我还特地跑去原址看了看,结果厂房改得渣得不剩了,只看到一栋栋居民楼和小商铺。

专门制造纺织机械的二纺机,倒在这场浩劫中存活了下来,现在叫邵阳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新建的大楼就在邵阳大道旁,我几次路过,都有恍如隔世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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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倒闭后的大下岗,造成了邵阳市那一段时间黑社会横行,邵阳著名的黑帮大佬、绰号小红宝的姚志宏,就是1985年化工厂的下岗工人,之后他就开始重新寻活路,开小饭店开歌厅,最后发现放高利贷最赚钱,在追债过程中慢慢黑社会化的,在找到检察院侦查局局长李勇作为靠山后,这个黑社会团伙才越做越大,收不了手,2004年给拉出去毙了。

我在《墨西哥往事》里提到过,墨西哥最大毒枭“矮子”面对采访时,也说自己但凡有份正经工作,绝不会跑去做毒枭,小红宝的经历也一样,谁都知道混黑社会没有好下场,但社会动荡就业率低,找不到工作的人就会被黄赌毒吸引,能过一天是一天,不知不觉往黑社会靠拢。

当年失业来我家蹭饭吃的衡器厂工人,最后也有几个走进歪门斜道的,人活着就必须搞钱,失去了正道搞钱的机会,就有人控制不住地往邪道上走。

大部分事情捅到底都是经济,是经济在指挥人世间的悲喜。

当年的邵阳是这样,岳阳衡阳也是这样。

每当要提起当年大国企们陆续倒闭的惨状,曾经帅气的岳阳老徐,就不由伤心地抹一把风韵残存的老脸,十足风骚的衡阳老吴就呆呆地望着茶杯,手里夹着的烟头烧出一大段灰烬,默默地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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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时,邵阳的GDP在全国排第49位,长沙第44位,常德第27位,衡阳第46位(岳阳要后面几年才发展起来),全是托了大三线的光,到现在,全国人民谁还关注邵阳衡阳常德?也再没有人关注同一条命运轨道上的宝鸡柳州。

1990-2000年这十年有多惨,有的工人去摆地摊,有的工人去偷农民家地里头粮食,有的骑着单车送老婆去卖春,晚上再骑车接回来,有的进了黑道,被拉去打了靶。

东北老工业基地最惨,大老爷们把下岗合同一签,各种车工铣工刨工钳工蹲在工厂门口哭得泣不成声,还要被门卫驱赶快点离开,最极端的回家包一顿毒饺子,全家一起共赴黄泉。

你们知道《钢的琴》这部电影在讲什么吗?

讲的就是东北那波人失去工人身份后,去做了屠夫的工人、去做了二流子的工人、去卖唱理发的工人,对当年工人身份的深深留恋。

2022年1月中旬,我来到了湖北襄阳。

当我站在一座高楼上透过落地玻璃向下望时,看到一座新旧交织的襄阳城,与中国大部分城市崭新的高楼相比,襄阳城十分独特,它有大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留下的旧楼,墙面剥落、铁管蚀锈,满是岁月痕斑,跟中国大部分崭新的城市建设,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我很少在中国见到这么多旧建筑的城市,第一反应是当年有部分老企业应该是活下来了,如果像邵阳衡阳那样国企倒绝,死活没人管,市中心的老旧建筑,早被拿去拆掉盖房子了。

当年的襄樊,确实也经历过一波倒闭潮,市里的轴承厂、造纸厂、毛呢厂、绒线厂、酒精厂、棉纺织厂、电视机厂、建昌机械厂、瓷砖厂都纷纷倒下了。

当地一位资深媒体人说,计划经济时代,襄阳的工业规模与苏州并列,是有名的轻工业城市,在全国属第一方阵。特别是电子行业和绵纺织业,更是名列前茅。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众多中小型国营轻工企业,都面临破产改制问题,为甩掉包袱,当地把倒闭企业与尚能生存的企业捆绑,组建集团公司,又拖垮一些企业,造成大规模破产潮。

当时下岗工人聚众闹事上访都是家常便饭,堵桥堵铁路也时有发生。

我还找到了1998年一份老旧的资料:《襄樊市国企下岗职工调查》,里头显示,大部分下岗工人靠政府救济或企业发放基本生活费过活,月收入在200元以下的,占66%,月收入在200-400元的,占24%,月收入在400元以上的,仅占10%,67%的人认为生活困难,日子过不下去。

1998年,长沙大中专寄宿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也要300元上下,襄樊下岗工人大部分月收入200元,这点钱,连维持家里一个读书的孩子都不够,更别提养活一家子老小。

但是我2022年去襄阳时,感觉襄阳的工业明显远胜于衡阳、邵阳、岳阳,襄阳现在依托一个龙头,六大支柱,预计市区人口能从现在的230万,发展到500万,在十四五结束时GDP能冲破7000亿,远景达到1万亿的长远目标。

1万亿对现在的衡阳、邵阳、岳阳来说近乎痴人说梦,但襄阳已经写在政府工作计划当中了。

同样经历过1990年代倒闭潮,襄阳怎么就发展得相对好多了?

我曾经为了这个问题苦苦思索了许久,在比照各个城市的企业名单时,才发现了当中秘密。

因为襄阳,保住了大军工,转移来了汽车产业,使襄阳有了重工业依托,后面发展的工业,是在原有重工业的基础上开枝散叶形成的。

上面的描述中,老襄阳人特别指明当年倒闭潮多发生在“众多中小型国营轻工企业”。

襄阳的大型军工企业,为什么就保住了?

很简单,因为襄阳的这些军工企业,比衡阳、邵阳、岳阳要更重要,是核心企业,是国家的底层支柱,国家不能让他们轻易倒掉。

而我们邵阳倒掉的红日机械厂,生产的只是炮弹引信,703厂(陈云的儿子陈元1970年在这工作过两年)只不过生产锰粉,湘印机的印刷机也不是战争必需品,衡阳死掉的手表厂、缝纫机厂、内衣厂、自行车厂、树脂厂、电筒厂、锁厂、1234机械厂等,本质上跟邵阳一样,要么是轻工业,要么是非核心军工。

再比如岳阳老徐他们家的3517,主要给军队生产胶鞋一类,这种产品完全可以从市场替代,麻纺厂、贮木场也不过是轻工的一部分。

岳阳最后活下来的是巴陵石化和长岭炼油,但化工产业相对闭环,利润较低,在长江沿岸各城市中,岳阳的财政收入和人均都远低于南通、镇江、芜湖、宜昌,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每座城市最后还活下什么产业,决定了这座城市在2000年后的发展路径,各城市今天的发展路线,是依赖当年的产业基础向前递进的,湖北的宜昌和襄阳最后能压制湖南的衡阳、邵阳、岳阳,区别在于襄阳有大量重工,而这些城市没有。

重工业,是一个国家的底线,既是国家工业的火种,也是各城市重新起家时的资本。

如果一座城市完全依托于轻工业,无法建立重工,这样的城市经济是很容易被时代击溃的。

湖北荆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荆州没有重工业,是地理位置决定的。

我去荆州市实地了解情况时,看到这座有长江、有平原、有5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年却仅仅2300亿GDP,跟地理环境要差一大截的邵阳GDP一模一样,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走过这么多地方后,已知晓如何快速判断一座城市的经济体量,荆州有这个人口数量跟长江黄金水道,放在今天的中国,至少要在3500--4000亿GDP才对,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在当地连问了十几个荆州人,他们也答不上来,之后我又咨询了大量专家,才终于把这个问题搞明白。

由于荆州是过去长江中下游的蓄洪区和滞洪区,也有大规模军垦农场,可用于工业的用地本来就少,出于防洪的需要,如果要在荆州搞重工业,工业用地就必须放在远离长江、地势较高的地方,重工业需大量用水,就必须用水泵长距离抽水,造成在荆州建厂成本高昂。

建国时,还有一项可怕的条件是现在没有的,就是荆州当时有严重的血吸虫病,工人们不敢去,同样的事发生在武汉,1952年本来准备把二汽放在武汉的黄陂横店,因为当地有血吸虫病就放弃了。

二汽选址的其他问题荆州也全遇到了,二汽放弃黄陂横店后选中了武昌关山,但关山工业用水困难,而且地质破碎才淘汰,荆州的问题一模一样,除了工业用水,地基又多为软基,不适合重载公路和重载铁路建设,焦柳铁路出荆门绕道宜昌和常德,就是因为荆州和洞庭湖西边建不了重载铁路。

出于以上原因,荆州失去了建国后第一波重工业建设的机会,这个机会后来给到了宜昌。

没有重工打基础的荆州,在1990年代依靠长江码头,轻工业很是活跃了一阵子,打造过活力28这样的全国知名品牌,但很快在惨烈的市场竞争中迅速被扑灭了。

地理位置决定了无法发展重工,没有重工使城市工业基础薄弱,襄阳可以死一百次,拍拍灰尘还能站起来,而荆州只要死一次,半天都爬不起来。

这就是荆州今天发展不起来的核心原因。

2021年10月,我在河南周口拜访了莲花味精的前话事人,大叔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跟我讲起了莲花味精走向衰败的往事。

原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莲花味精是没有市场竞争的,生产出来就能卖,巅峰时曾一度占到全国市场的45%,莲花味精衰落主因是成本太高,成本主要是有大量退休工人要养,两万名工人工资高,福利多,一时积重难返,生产味精又需要大量烧煤,煤炭从北方运到河南项城成本太高,加上环保限制,莲花便渐渐玩不过其他品牌了。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大多数工厂就是这样死掉的。

你在邵阳衡阳襄阳的工厂要养一堆退休工人,要发福利,你又在三线地区,运原材料进来成本还高,别人在广东、江苏、浙江开一家私营企业,不用养退休工人,不用发各种福利,靠江靠海进口原材料又便宜,从海外弄一批二手生产线,咣起咣起生产跟你一样的产品,就能依靠成本优势在市场上击溃你,而且质量还比你好。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阶层的巨大红利,一部分是历史的需要,一部分是靠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残酷压榨中国农民的生存空间造成的,这种红利是不可持续的。

大家同情下岗工人,那谁又来同情吃了七十年苦的中国农民?

后发工业国不能对外殖民,就只能内卷,这个道理,我也讲过无数遍了。

走向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是淘汰落后的产能,让更多国人受惠的必经之路。

大家去看现在的中国农村,整体上已经不知道比1980-1990年代好到哪里去,农村户口也终于比城市户口值钱了,在1990年代,农村户口就是低贱的代名词,一个城市户口,值好几万块钱。

就是这几万块钱的差距,隔出了两个不同的阶层,一边是从牛奶到游泳池的终身福利,一边是做牛做马含辛茹苦的终身苦耕,才会有工人子弟当着班主任的面,肆意欺辱农村来读书的孩子。

在历史面前,大家都是痛苦的,只是有的痛得深,有的痛得久,有的人痛苦了还有发言的机会,而农民的痛苦,从来无人问津。

大家应该发现,一切国企死亡的起点,是从搞改革开放开始的,国企死亡,加速了湖南湖北河南陕西各三线城市的衰落。

那中国为什么要搞改革开放?

因为在1980年代左右,我们的生产力已经远远落后于先进国家,而我们还养着大批产生不了实际作用的军工企业,和一大批成本高昂的国企,我们只能选择留下核心企业,淘汰低端产能,让这些企业通过自由竞争,在珠三角和长三角汇集,让他们在惨烈的市场竞争中重建轻工业,为国家换来宝贵的外汇。

这段历史使命,是邵阳、衡阳、岳阳、襄阳、荆州、周口、洛阳、柳州、宝鸡这些内地企业所无法完成的,这些城市也只有在经历1980-2000年阵痛后,捡起各自残存的产业链,要么在此基础上添砖加瓦,要么招商引资,重构产业链。

回到前面的问题,襄阳为什么会发展得比其他城市更好?

襄阳最近接连签下了比亚迪和吉利两笔大单,比亚迪产业园一期就投资100亿元,二、三期各投资50-100亿元,主要生产电池生产线及零部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建成后,每年将为襄阳带来300-500亿产值。

吉利则将在襄阳谷城县生产汽车芯片,建设谷城专业化硅产业园区,也将为襄阳带来几百亿产值。

光是2022年第一季度,襄阳就计划开工146个亿元以上项目,总投资1623亿元。

这种事情发生在襄阳,而不是邵阳、衡阳、岳阳、荆州、周口,是因为在上世纪的大转折中,这些城市的重工业要么死绝,要么根本没有建设,他们的黄金产业最后流向了珠三角和长三角,而保留汽车产业和军工产业活下来的襄阳,站在重工业的台阶上,在原来的产业基础上做崭新规划。

到2022年,那些原本倒下的三线企业,差不多也有三四十年历史了,曾经依赖三线而分外自豪的内地城市,只能重新寻找活路。

邵阳和衡阳将重点放在吸引大湾区投资上,岳阳要从大化工和长江做文章,荆州则在等待煤化工大产业的发展。

虽然大家没有襄阳和宜昌那么好的回血条件,但好在国运昌隆,总有一些产业向内地转移,每座城市都还在向前发展。

2022年1月,我从襄阳出发,一路向南,走遍了湖北湖南十几座城市,了解两省的发展情况,在正式开始湖北篇和湖南篇之前,我先写下城市篇,是为了告诉大家,各个城市的命运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有的城市走向了昌盛,有的城市走向了衰败,这背后的规律和逻辑,到底是什么。

要了解一座城市,就要知道它为什么在这里建城?它主要依赖的经济链是什么?为什么在这里产生了这条经济链?找到逻辑后,就能反推城市性格和当地市民生活习惯,再通过了解该城市工业发展的科技树,就能推理出这座城市的发展方向。

我在这篇文章里,重点介绍了襄阳、荆州、邵阳、岳阳四座城市,他们就是中国这半个世纪工业变化的代表,尤其是作为一个邵阳人,我第一次弄清楚了家乡这些年变化的底层逻辑,心里头十分欣慰。

我们不能浑浑噩噩地活着,弄清一座城市,本质上就像弄清自己。

我们要明白自己生活的城市,它到底从哪里来,它到底要往哪儿去。

就像站在历史的河流前,看明白自己的一生,它又从哪里来,它又往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