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美国政府撤诉陈刚案,“中国行动计划”要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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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美国政府撤诉陈刚案,“中国行动计划”要破产了?

| 2018年11月1日,时任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Jeff Sessions)宣布启动“中国行动计划”(图源:法新社)

作者|刘军

近期,麻省理工学院知名华裔教授陈刚案有了新进展。据《纽约时报》报道,联邦检察官在1月20日已撤销政府对该校机械工程教授陈刚的指控。陈刚自2000年以来成为美国入籍公民。

这起案件针对的是一名得到校方大力支持的精英科学家,是迄今为止美国撤销的类似案件中最重要的一起。

去年1月,陈刚因未能向美能源部披露他在中国的工作和报酬而被逮捕。值得注意的是,据几名要求匿名谈论在审案件的前官员说,陈刚案发生在去年1月6日国会骚乱之后和拜登总统宣誓就职之前的紧张日子里,司法部的国家安全司在陈刚被捕之前只有大约48小时的时间审查起诉书。

司法部发言人温·霍恩巴克尔还表示,司法部正在“评估应对中国政府构成威胁的方式”,“预计在未来几周内完成评估,并提供更多信息”。司法部所说的“应对方式”,就是在中美之间、美国政府和学术界之间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

“中国行动计划”,由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等美国联邦机构于2018年11月发起。牵头的是司法部国家安全处,旨在打击“中国在美国的经济间谍活动”,强调对“非传统信息收集者”的关注——包括可能收集和转移有价值信息的教授和学生。

此外,据现任和前任司法部官员称,未来几周,“中国行动计划”这个称号可能被取消;与之相关的案件将不再打包处理,而是重新归入司法部国家安全处进行处理。最近几个月,美国司法部撤销了七起针对研究人员的案件,拜登政府也会见了对“中国行动计划”的批评者、亚裔美国人权利团体和大学代表,讨论对该计划可能做出的改变。

陈钢案件的撤诉,被认为是“中国行动计划”的重大挫折;而该计划的转折点,是去年底哈佛大学教授查尔斯·利伯(Charles Lieber)被判有罪。当时那起案件意味着,在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与开放科学(open Science)的斗争中,国家安全暂时占据上风。陪审团对该案最终裁定的前一周,著名科学刊物《自然》杂志发表一篇分析文章,称美国政府在借助“中国行动计划”,打击中国的经济间谍行为;但在科学界看来,这却损害了科学合作的精神,将导致人才外流。

“中国行动计划”与噤若寒蝉的科学界

2021年12月21日,利伯教授被波士顿的陪审团裁定有罪,并非依据所谓间谍行为,而是“对调查人员说谎”:利伯没有如实陈述自己与一家中国大学的合作,且隐瞒了现金收入。作为全球顶尖化学家,以及一名潜在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他将面临最高26年的监禁和120万美元的罚款。利伯62岁,患有晚期淋巴瘤,这对于他来说,相当于“无期徒刑”。

美国大多数媒体将这个结果形容为“中国行动计划”的胜利,“一位杰出学者,违反信息披露相关法律,且在纳税申报表上作弊,这当然是胜利。”对检方来说,这还是一次难得的胜利,在2021年夏天,有六起与“中国行动计划”相关的案件被驳回,第一个进入审判阶段的“胡安明案”则于9月被判无罪释放。

| 胡安明和他的律师进入法院 图源:澎湃新闻

但当时,长期研究“中国行动计划”的西顿霍尔大学法学教授玛格丽特·刘易斯(Margaret Lewis)认为,法律制度的目的,是获得公正的结果,而不仅是定罪或无罪释放。

“中国行动计划”诞生于中美贸易战之际的复杂背景,且有比较明确的指向性;自发起以来,争议性就如影随形。

2021年12月,彭博新闻对发布在“中国行动计划”网页上的50项起诉进行了分析,结论是“该计划在抓间谍方面并不成功”:所有案件中,有38%因未披露与中国大学的关系而被指控为欺诈,其中近一半案件撤销;大约50%的案件,涉及违反美国制裁或出口的法律;只有20%的案件指向经济间谍活动,大部分还未有定论,仅有3人自称将机密交给了中国。美国司法部表示抓到了间谍,但相比其调查、起诉的案件,这个比例太小了。

更重要的是,该计划的重点正越来越多地从“经济间谍”转移到“研究诚信”问题上:FBI对潜在的间谍活动调查失败后,往往会再度以“欺诈和虚假陈述的罪名”起诉学者。以胡安明案为例,胡是华裔加拿大人,被捕前在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工作。FBI花了两年时间跟踪,怀疑他是一名中国特工。在确信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其为间谍后,联邦检察官仍以欺诈罪起诉,声称“胡隐瞒与北京一所大学的关系,申请NASA拨款时存在虚假陈述”。2021年9月,法官宣布胡安明的所有罪名不成立。在此期间,他被大学解雇,调查期间被软禁18个月,没有收入,依靠捐款支付律师费,邻居和朋友给他送菜、倒垃圾。

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克利夫兰诊所的华裔学者王擎。2020年5月,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王,指控其涉嫌虚假声明和电汇欺诈。FBI称,王擎是中国某项人才计划的一员,是一所中国大学的院长且接受了相关资助,而他没有向NIH披露上述信息。但在7月,司法部门撤销了该指控。

自“中国行动计划”诞生以来,涉及研究诚信的案件比例越来越高:2018年,没有一个案件与之相关;2020年,16起(52%)涉及研究诚信;整个2021年(截至2021年12月1日),6起案件里就有3起(50%)涉及研究诚信。

纽约大学布伦南司法中心研究员、前FBI探员迈克尔·德曼(Michael German)说,美国政府应该把资源集中在经济间谍行为,而不是通过针对与间谍活动无关的大学教授来获取“数字上的成就”。

去年5月到7月间,美国华裔精英非盈利组织“百人会”联合亚利桑那大学针对“中国行动计划”引发的歧视争议做了调查研究。通过问卷方式,从美国83所大学收到1949份回复,其中658份来自于华裔学者或在美的中国籍学者(以下皆称华裔科学家)。不论是华裔,还是非华裔学者,都认同华裔科学家在其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认同率:华裔96.8%vs.非华裔93.6%)。这两个群体都认为,应当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认同率:华裔92.2%vs.非华裔82.3%)。

而接下来的一些指标出现了分化:42.2%的华裔学者认为感受到了美国政府的歧视,非华裔学者仅有8.6%。50.7%的华裔学者担心被美国政府监控,非华裔学者仅有11.7%。在“中国行动计划”公布后,78.5%的华裔学者疏远了与中国的合作,非华裔学者仅有27.3%。

调查人员也表示,他们在调研时感受到了华裔学者的恐慌情绪:问卷发送后,收到了大量的询问邮件,只为确认调查的真实性。有人完成了调查问卷,只因他们认识调研者,确信这是安全的。还有一些人不敢参与调查:“问卷中询问与中国合作的情况,我的回答做了一些改动;并非我有什么要隐瞒,而是我很清楚‘中国行动计划’会被用来钓鱼执法(entrap)”

“中国行动计划”会不会成为口袋罪

接受调查的科学家反映,“中国行动计划”的核心问题在于:不够透明。这在事实上可能成为一种“口袋罪”:一不小心就会掉坑里。

首先,司法部没有定义什么算是“中国行动计划案件”,信息披露要求也是模糊的,这给FBI提供了合理怀疑的基础,意味着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在“百人会”的调查问卷中,最激烈的批评性反馈是它没有明确规定究竟什么算犯罪行为:“没有清晰的文件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些规定,好像时刻在发生变化。”

再者,与“研究诚信”相关的信息披露准则也相当模糊。比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防部要求受助人披露受赠信息,但不禁止其成为捐赠方的成员(membership)。接着NIH要求,自2019年7月9日起,其资助的申请者必须报告“外国人才计划”或类似项目。美国能源部则从2019年初明确禁止其员工(包括承包商和受助人)参加中国、俄罗斯、伊朗核朝鲜的外国人才招聘计划。由此可见,有的部门并不反对参与国外人才计划,有的部门则严格禁止。

|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再比如,NIH规定,受助人必须在“其他支持”这一项中披露所有资金支持,以及其他事项。因此,很多科学家对此理解是,仅需要披露资金即可,非资金支持如实验室、办公室、员工、头衔等无需披露。2019年7月,NIH才明确,非资金支持也需披露。

此外,NIH提供的信息披露表格是通用的,其中没有列出需要披露的具体项目类别。为此,大学开始制作自己的表格,确保满足所有的披露要求。比如,NIH将“外国成分”定义为“美国以外任何项目的重要科学组成部分”,包括在国外与调查人员合作、使用设施或仪器,预期会成为共同作者等。规定是简单的,但实际合作却非常复杂:当合作者离开美国实验室后,可能继续以查看PPT或图片的方式,与在美科学家继续研究项目,这也可能触发该科学家的披露义务。

联邦政府对现实问题也并非不知情,总统拜登的科学顾问埃里克·兰德(Eric Lander)委婉承认:“机构有不同的规则,他们的定义也不同。”错综复杂的要求,意味着“很难弄清楚你需要披露什么”。

基于这两点,FBI确实经常从调查间谍行为转移到起诉“虚假陈述”,这种转换模糊了信息披露违规与严重的犯罪如间谍活动、盗窃知识产权之间的界限。

美国塞顿霍尔大学法学教授陆梅吉(Margaret K. Lewis)批评说:“当大学的相关规定和程序不断变化、不一致和产生混乱时,司法部门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将一些行政问题定性为刑事犯罪。这将导致政府没有限制地进行选择性调查和起诉。”《纽约时报》称,许多科学家对大学和资助机构“不断变化和重叠的披露准则”表示失望,他们“很难避免陷入FBI的陷阱里”。

国家安全与学术自由

2020年美国《国防授权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曾要求国家情报机构负责人出具一份报告,以说明情报机构进行反情报行动时,如何确保华裔美国人的权利。该报告原定于2020年6月提交,截至2022年1月仍未公布。

司法部一直坚称“中国行动计划”并非基于种族,而是基于可疑行为。在统计数字上,它却显示出了倾向性:在被起诉的人里,88%有中国血统。《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也指出,虽然利伯教授没有中国血统,但国防部调查人员盯上他是因为“其实验室内有多名中国学生很可疑”。

2021年7月,大约90名美国国会议员致信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Merrick Brian Garland),要求司法部调查历史上针对亚裔人士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行为,并提供有关亚裔是否会因种族、民族或血统而成为攻击目标的信息。2021年9月,包括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普林斯顿大学在内的研究机构,超过2000名学者再次致信美国司法部长,敦促终止“中国行动计划”。

JUST SECURITY是由许多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组成的国家安全组织。它们撰文批评,“中国行动计划”实际在吓唬美国的研究人员与学术机构,这与科学研究的开放、协作性质背道而驰。

开放、协作与学术自由,是美国吸引顶尖科学家且实现科学繁荣的关键因素。从1901年以来,在美国43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148位是外来移民。

2020年7月,亚利桑那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两位学者发表了《中美科研合作的赢家与输家》的论文。通过对两国学者共同署名的研究,得出结论:过去5年中,如果没有与中国学者合作,美国的研究论文发表量会下降。

| 哈佛大学教授查尔斯·利伯

开放科学和国家安全之间的斗争,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最新版本,显然不会很快终结。这样的较量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冷战时期美国里根政府的措施或许有借鉴意义。

1985年,当美苏两国进入冷战高峰期,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发布了《国家安全决策指令(NSDD)189》,其对“国家安全”与“开放科学”给出了如下论断:

本届政府的政策是,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基础研究的产出不受限制。尽管美国大学的科学类、工程类项目是东方集团(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集团)情报搜集工作的目标,但政府得出结论,保持美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对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美国科学的力量,需要一个有利于创造力的研究环境,而思想的自由交流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刘军系商业与科学媒体作者。

编辑|萧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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