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贸“高光时刻”能否延续？

文 |《财经 》记者 王延春

编辑 | 苏琦

1月14日，海关总署公布最新数据，2021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1万亿元，同比增长21.4%。其中，出口21.73万亿元，同比增长21.2%；进口1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1.5%。以美元计价，进出口规模达到了6.05万亿美元，外贸表现强韧。

2022年能否延续2021年外贸的“高光时刻”？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表示，2022年外贸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不均衡因素增多。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国际需求复苏势头放缓。再叠加2021年外贸基数较高的因素，2022年外贸运行面临一定的压力。

商务部副部长任鸿斌在谈到2021年外贸工作时表示，在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脆弱复苏，外需增长乏力，缺芯、缺柜、缺工等“三缺”问题和运费、原材料成本、能源资源价格、人民币汇率上升等“四升”问题直接加重企业负担。同时，支撑2021年外贸高增长的订单回流、价格上涨等阶段性因素难以持续，叠加2021年超高基数影响，做好2022年稳外贸工作难度前所未有。

美银证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乔虹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预测，由于中国经济产业链韧性比较强，产业链完整，配套能力比较强，2022年中国出口仍将具有韧性，但增速可能边际放缓。再加上2021年外贸进出口的高基数，今年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难度较大。

那么，2022年中国外贸将如何延续增长势头？有哪些问题需要关注？全球产业链将发生哪些新变化？RCEP能否拓开贸易新空间？乔虹近日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对此发表了看法。

一

《财经》：2021年中国外贸经历了一个“高光时刻”。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力。您认为支撑2021年外贸高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乔虹：的确。全球贸易经历了2020年大幅回落，在2020年低基数效应、需求强劲复苏、各国推出经济刺激方案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下，2021年全球贸易实现了强劲复苏。尤其是中国外贸在这样的环境下更是亮眼，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外贸这“驾马车”最给力。海关总署1月14日发布最新数据，2021年，以美元计价，中国进出口规模达到了6.05万亿，这一年的外贸增量达到了1.4万亿。

2020年到2021年，支撑中国出口的主要有几大类产品的出口。

第一，电子类产品。电子类产品里面以PC机和平板电脑为主，这个方面从疫情开始的2020年二季度就进入一个小高峰，然后到了2020年三季度，又出现第二波高峰，一直到2021年上半年，都维持着较强的增长态势。尤其是2020年一季度基数非常低， 2021年一季度就显得增长非常高，这类产品呈现出一个非常夺目的“高光时刻”。这类产品出口旺盛主要是由于疫情下居民在家工作的需求，比如，原来在家不怎么办公，现在大家会用到计算机以及相关的电子产品，甚至需要重新设计一套办公系统。

第二，人们在家待久了，开始想把自己家里的环境进行美化，这些需求基本涉及中国出口的耐用消费品，特别是家具、灯具等等。在2020年二季度越来越凸显，这方面的出口增长创了历年新高，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2021年三季度左右，这类商品的需求持续坚挺的时间挺长。

第三类，主要是与抗疫需求相关。比如：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等医疗设备。这些需求在2020年持续了一年，尤其后三个季度最为强劲，2021年增长依然不错，但是没有像2020年一开始几乎每个家庭都囤积时候的力度那么大，这类产品出口的需求比刚才说的那两类表现得稍微弱一点。

所以，上述三类产品是中国过去两年出口的最主要的驱动力。对于整个宏观的稳定性带来支撑。

《财经》：2022年，中国外贸能否延续这样的增长势头？会遇到哪些增长瓶颈？

乔虹：2022年外贸运行的确面临一定的压力。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此外，叠加2021年外贸基数较高等因素，2021年出口的“高光时刻”，在2022年延续看起来比较困难，如果说奥密克戎最后判定并不是一个非常具有破坏力的病毒，不会使得欧美国家大规模封城，导致大家居家上班，无法上学这个状态，如果开放可以正常化，外需对中国出口的支撑力依旧持续，但可能边际贡献会呈现下降。

如果说再加一点，还须关注到中国出口的竞争优势不再那么明显。比如2021年，很多业界人士讲，出口不会好太久，因为其他国家随着疫情好转都追上来了，没想到又来了德尔塔病毒这一波，尤其是东南亚受损比较严重，和我们制造业出口竞争的优势仍然拉得比较开。但是从2021年年底到现在来看，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一波承接复工复产的动能正在冲上来，比如越南，对于很多国际品牌来说，越南成了中国制造之后的第一生产基地。越南2021年四季度出口超增长，主要是靠制造业的出口拉动，远超出原来的预期。现在看到东南亚国家经济逐渐恢复，欧美的订单开始增加。当然这还需要看奥密克戎病毒的影响情况，如果奥密克戎目前的状态不会导致一个全球性的大规模的灾难性的停工停产，我觉得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可能不会那么明显。

《财经》：您刚才提到东南亚国家和越南的制造能力问题。我了解2020年因为疫情暴发，东南亚、越南等地区和国家疫情严重，有部分制造业订单又回流到中国内地。如果随着疫情减弱，经济逐步恢复，中国部分制造业继续外迁，这是不是一个影响中国贸易的长期因素？

乔虹：到现在为止，这两年全球供应链的变动可能既是一个结构性的，也是一个周期性的变动趋势。这种供应链扰动，企业家也可能不好判断，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企业本来计划从中国东南沿海搬迁到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的时候，他想的是中国国内劳动力太贵，到那边便宜一些，而且政策更优惠，土地也便宜，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成本最低化，肯定有充分的搬迁原因。过去两年可以看到，东南亚在地理位置上，更明显的优势是向欧美出口，这些因素都使得大家在短期之内加速了制造业转移的速度。企业以为这是一个长期性的结构性的趋势，但是疫情打乱了这样的计划，疫情一来，这些国家和地区对疫情的防控情况，以及疫情之下对于整个供应链上下游产品的调派，都缺乏大的群聚效应。更关键的是越南、柬埔寨等国家人口的数量有限，虽然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大量生产的产品只有销售出去，才能够实现价值变现。本地市场严重不足，东西都指望外销，运输能力成为很大的掣肘，这就形成了短期的致命性打击。去年这一波过来，东南亚以及主要的新兴市场几乎无一幸免，出现大规模的停工停产状态，整个经济经受了非常大的打击，使得很多供应链短期受到冲击，使一些决定搬迁或者已经搬迁的企业不得不再重新考虑。

我们的研究显示，未来或许是一个常态，如果说在疫情之下，运输受到影响，人流、物流都有限制的话，可能出现供应链更加明显地向大规模的市场周围聚集的趋势。比如，中国有巨大的市场，很多的供应链就走不掉，它需要在这个地方生产，供本地消费。因此，我觉得中国基本上不用担心供应链转移出国，因为中国市场这么大，在目前全球人流、物流都进出不易的时候，不可能有企业愿意放弃这么大的市场，搬到其他地方去。

《财经》：的确，2021年有一些搬迁到越南的企业发现供应链配套不足，生产所需原材料的储量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物流成本也不小，又搬回中国内地的案例。加上中国供应链、产业链的恢复，原来流失到越南、印度和东南亚的订单又流回中国。

乔虹：当然，美国市场也很大，中美这两大市场都能保证制造业的产品落地，尤其中国有制造业的基础，维持这个供应链在中国国内是最合适的一个环境，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地缘政治冲击，不然，即便你搬迁到柬埔寨、老挝、越南，如何保证政策一直稳定，外贸顺畅，产品想什么时候运，就什么时候运。

所以，这是在疫情假设下的一个基本情况。如果说疫情在未来能够出现明显的好转，人流和物流得到充分恢复，从分布的业态角度来看，可能企业的制造业布局就会有更多的自由度。但即使是流通更畅，我觉得在中美“贸易战”这种环境下，全球化的环境相对以前来说更加恶化，因此，也不会有那么多企业单纯为了考虑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不考虑其他综合因素。企业会综合考虑一些因素，均衡选择。

2021年有过类似应对危机的压力测试，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当时中国大陆有厂、波兰有厂、墨西哥有厂，分别供应中美欧三大市场的汽车零部件的制造商，最后发现只能把订单完全转回中国。这个时候大家看到，即使疫情过去，也仍然有必要维持产业链保持一定的分散化、多元化趋势，防止出现断链风险。

《财经》：就像当年日本提出的“1+N”策略，未来供应链可能没有过去那么长了，它可能是一种分散化、区域化和短期化的趋势。是不是由于全球化受阻，全球贸易投资减速，尤其以中间品为主的贸易结构在不断下降。供应链这种变化是一个结构性、周期性的长变量？

乔虹：因为都不知道疫情是结构性的还是周期性的，所以取决于我们环境的变化，才能够知道最近做出的安排是不是可以被永久地固定下来。

正像你说的，供应链有变短的趋势，可能只适用于一些大国，有劳动力、有资本的大国才具备这个能力。像柬埔寨或者老挝，虽然土地便宜，劳动力便宜，政策优惠，但是，它能够承载多少数量的产品？尤其是电子产品，有一定制造技术层面的需要，不是随便搭个厂子，找些人，培训几个礼拜就能上岗。所以就整个链条而言，产业转移压力的释放需要一个过程，这为中国进行产业巩固提供了时间窗口，中国市场对全球企业的吸引力提升仍然大有空间，如果中国能提升营商环境，仍将在全球供应链中保持着最为重要的地位。

从全球跨国公司的视角来看，疫情冲击后，供应链的管理战略将走向多元化，供应链的布局取向，将转向效率与风险的综合平衡。在多元化的全球化路径下，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产业外移，但这与纯粹的产业外移不同。将来的全球供应链布局，要通过多元化进行风险管理。

《财经》：谈到供应链问题，显然需要提及2021年全球贸易大堵塞，运费暴涨，航运不畅，供应链受阻，“一箱难求”“货值抵不过运价”。很多外贸企业反映看上去订单不少，但不赚钱。这种情况在2022年会不会有所改善？

乔虹：航运变数比较难判断。但是我觉得航运可能不会出现2021年9月开始，一直延续到四季度这样的严峻情况。因为很多远程运输，还是会打提前量，一般来说，船期和船位对于比较大的供应商来讲，它的可预见性是比较强的，比如沃尔玛、苹果这类企业，沃尔玛可能半年前就把整个航线甚至码头包下来，所以他其实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是那些比如卖圣诞装饰品、小饰品的，或者家具等等，这样的运输成本就会出现大幅度上扬。

因为中国这边的运力跟美国和欧洲港口的接纳和处理能力关系密切，相关度比较高。比如说中国到美国的航运，我们的研究报告就发现主要还是因为美国码头工人紧缺。在美国机场和美国航空公司也是由于人手短缺造成的航运堵塞。

客观看，2022年的航运情况。一方面，可能还是要看疫情对供应链的影响；另一方面，可能也要看到大家预期如果能有所调整，可能在需求方面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强。2021年需求为什么这么强？是因为美国政府发了很多补助，直接发放现金到个人手上，大家买东西的热情非常高涨，需求也特别旺盛。目前这一部分的刺激力度已经基本过了，钱花得也差不多了，2022年如果大家没有这么强的需求，订单也没有那么多的话，可能不会像2021年那么突出。

《财经》：刚刚我们主要谈论了货物贸易的情况，您认为2022年服务贸易会发生什么变化？

乔虹：如果你是专指中国服务贸易的话，中国的服务贸易这几年的情况还挺有意思，在旅游服务贸易这个大项，跨境旅游在过去两年基本归零的前提下，我们其他的服务业进口明显发力，比如说软件业，比如说发明创造的专利，还有知识产权的专利，中国在服务业进口方面，基本增长不错。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在内的服务贸易趋稳向好的总体态势没有改变。近年来，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保持稳定增长态势，2021年1月-11月进出口总额20428亿元，同比增长13.5%。其中，出口增长18.1%，进口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保持稳定增长。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数字化需求。视听服务、医疗、教育、网上零售等在线提供与线上消费大幅增长。

前几年，中国消费者满世界跑、全球消费、全球旅游，疫情来袭，突然一下大家都不能出国了，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服务贸易大幅下降，应该使得服务贸易增长低迷。但是，服务贸易进出口情况总还不错。我们研究发现，虽然大家不出去旅游了，但是最近可能因为高新技术等相关制造产业的发展，或者对外的一些知识产权执行的完善，所以这方面的软件业和无形资产的进口，这种服务类的进口还可以。

对于2022年来讲，我认为服务贸易这种增长态势不会改变。如果新冠肺炎疫情能够得以抑制，各国逐渐对局部地区开关，到最后整体开关，能够对于服务业贸易进一步地推动。首先，我们比较关注什么时候中国内地能对香港开关，然后再看能不能对其他地区的人进行开关。香港封关已经一年多，对不少需要频繁往来内地和香港的跨境人士及业界造成极大影响，不少人都盼望著两地能够早日恢复正常通关。目前香港特首表态2022年3月底可能开关，这是北京冬奥会结束的月份，也可能是通关的日子。一些企业客户也在询问我，什么时候中国能对日本开关，让中国旅游者能够来日本解救他们的旅游业。这个可能还是要等待一个过程。

《财经》：说到开关问题，欧洲有国家计划2022年开关，如果奥密克戎的危害性或者杀伤力没有那么强的话，一些国家会相互开关。如果中国不能开关，经济会不会被边缘化？

乔虹：可以预见，随着疫苗的普及，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下降，预计有更多经济体重启经济、开放边境、选择与疫情共存的模式。医疗专家张文宏还有其他专家可能也都提过这样的可能性，如果全球很多国家都互相开关，只把我们留下的话，我们会面临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其实开关不开关的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在于说，是不是隔离就能解决问题。现在我们除了隔离，还加了像签证等等其他方面的管控措施。什么时候能放开管控措施，人们起码想来往，愿意隔离还是让他隔离。所以可能要等到起码2022年冬奥会等一些大事办完，条件成熟了会逐渐放松管控措施。

《财经》：2022年国家出口增速可能会面临哪些回落的压力？

乔虹：我觉得2021年真是一个多事之秋。海运压力，拉闸限电，还有竞争对手对我们的影响，多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风险可控，尤其是刚才所说的PPI的膨胀，拉闸限电和运输所有带来的这种压力风险有限。其实我觉得最坏的时间，尤其这三点风险可能已经过去。但是还有没有什么新的下行风险，可能还在路上。我觉得目前，可能更担心的还是从外需的角度来讲。如果美国进入加息之后，美国自己本身的需求能够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我们认为是可以，但是对于新兴市场来讲，每一次的美国加息都会导致资本流动的一个无序的变化，会不会对于我们的出口有一定的影响，这个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其他我觉得还好，刚才讲的2021年看到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说最坏的时间过去了。

《财经》：RCEP1月1日生效，这对中国贸易带来新的增长空间？

乔虹：目前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于1月1日正式生效。我觉得政治效益和经济效应都挺大。我们之前曾经写过一篇报告，在去年的时候，把亚洲区域内部整体的贸易变化量进行总结和归纳。我们发现，以前其实美国和欧洲是中国的出口最大国，尤其是在2020年上半年以来，突然一下东盟国家突然变成了出口最大国。这一点上，虽然后来我们看到美国和欧洲又起来了，但是即使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点曙光，东方不亮西方不亮，现在是西方不亮东方亮。所以当时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经济体虽然跟美欧单独来相比的话，体量比较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吸纳量还是在逐年增加，尤其是因为供应链的一些布局的变化，特别是对于柬埔寨和越南等国家，大量的都是电子产品在边境两边反复。这个尤其在疫情一开始的时候，当时还有比较明显的运货量在发生。能看到的是，在区域内部，由于经济合作和跨境生产线布局的变化和发展，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个贸易链。你说RCEP对地区影响意义在什么地方？它可能会更大程度上加强区域合作，在以后贸易往来可能会变得更加方便。在市场互相认证的情况下，一个产品在一个国家生产到另外一个国家加工，再回到这个国家售卖，或者再到第三个国家去，就会简单便捷。

所以，在国际地缘政治变得复杂和不确定的背景下，RCEP这样一个区域性的贸易协定，对中国和周边贸易有好处，但是也应该意识到一定的风险，尤其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他自己本身市场没有那么大，但是他们本身有制造加工能力，对于我们来说，有产业转移等一些风险。

二

《财经》：美联储已经释放2022年的加息信号，货币政策有一定收缩。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外贸会有怎样的影响？

乔虹：汇率这方面当然和外贸是互成因果关系的。从外贸角度看，还是要看实际汇率，而不是名义汇率。目前来看，影响外贸的因素主要是以上我们分析的基本面的因素。2021年，中国出口金额达到3.36万亿美元，全年增速达30%，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增速，成绩都不错。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贸易增长状态，对于人民币应该是有支撑的，因为贸易均衡的顺差还是比去年有所扩大。同时，在当前世界供应链相对紧张的情况下，大宗商品价格维持高位，同时对于中国的商品制造更加依赖，导致中国出口旺盛，大量美元涌入中国，中国贸易商的结汇等是导致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主要原因。

2021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在波动中仍保持升值趋势。4月至5月及10月至12月初，先后上演两轮较为明显的升值行情。2021年12月9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更是升值至6.3498，创下三年多以来新高。我们美国银行证券部预测， 2022年底人民币会小幅贬值到对美元6.6的水平。

当然，不光是刚才说的贸易基本面，可能还要看货币政策相对紧缩程度的变化。美联储2022年加息，货币政策会越来越紧。中国人民银行这边预测是继续放松，在2021年降息、降准之后，我认为2022年还会进一步降息、降准。可以说中美货币政策一个向左、一个向右，美联储和中国人民银行所预期的货币政策的变化方向会发生一定背离，我们看到一般来说，这种背离会影响外汇市场预期，造成货币政策紧缩之国的货币相对于货币政策放松之国的货币升值，也就是说2022年人民币会小幅贬值。

《财经》：感觉中国和美国在货币操作上，或者宏观调控方面，有一个政策错配？

乔虹：也不能说是错配，各有各的烦恼。美国的货币政策应该更早进行紧缩，中国则应该更早放松。这个时间点确实就像没有经过调节，没有两个人商量好一样，好像发生的时点不太凑巧。但是我觉得，中国、美国都是大国，美国货币政策只看国内，同样，中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也不看美国的脸色，归到根本上，我认为中国还是具有货币政策相对独立性，我可以不用像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一样，天天看着美国的脸色去说话、去做事。2021年美国和世界其他主要市场有一个共性，就是在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之后，整体经济偏软，供给受到疫情的打击情况比较严重。但是需求整体来说，由于财政货币的刺激政策作用，维持在比较好的恢复状态，所以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来说，美国、欧洲、澳大利亚，还有一些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呈现明显的通胀压力，供给受限，需求强盛。实际上，并不是需求太强了，而是供给太弱了，这样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自我实现性的膨胀预期，甚至这个膨胀预期进入了劳动力成本上升预期的时候，就需要货币政策干预，美联储需要出手做事。比如2022年3月开始加息，一年加几次，连续两年，第三年再加息1次-2次。后续，美联储可能会升息与缩表“双管齐下”。

中国这边其实主要的货币政策和宏观政策的焦点，应该还是稳需求。相对于中国有强韧性的供给侧来讲，我们控制疫情也比较有效，整体来说供应链也比较强大。相对我们的需求比较弱，无论是投资需求，比如房地产基建，还是消费需求，都出现了比较低迷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政策主要从刺激需求的角度上考量，货币、财政、信贷相对宽松。

《财经》：说到通胀问题，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全球通胀走势，警惕输入性通胀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2021年能源供应不足，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明年这个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

乔虹：2021年那种压力偏大的状态可能不复存在了，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今年我觉得应该会明显下行。当然，不确定性主要是在于能源价格。能源只是一个小部分，其他的原材料的价格其实已经有降了，大部分的金属中国的消费量占全球50%以上，如果消费需求不足，怎么可能涨得上去？所以我觉得PPI的通胀压力2022年会明显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