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黑河“三孩生育试验”六年了
资讯

在人间|黑河“三孩生育试验”六年了

【编者按】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净增长48万;比2020年少生138万,创60年来新低。

其实早在2021年5月31日,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三孩生育政策已全面放开。黑河是中国最早实行“三孩生育”政策试点的地区之一。凤凰网《在人间》作者于2021年6月采访了当地的公务员、村干部、妇女主任、城市居民、农民、医生、学生家长等各类人群,以及研究东北人口问题的专家,全面记录了这一座边境小城“生育观”的变迁。

若不是新冠病毒,黑河到处可见俄罗斯人。黑河市与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又称海兰泡)仅隔一条黑龙江。冬天结冰时,两岸的人无需五分钟,便可徒步抵达他国。正因如此,江边长年挂着“非法越境坐牢,举报偷渡有奖”的横幅。

从“十一”到“五一”,这座北方小城都通着暖气。一年之中,黑河的温差接近80摄氏度。冬天最冷时,气温低至零下40摄氏度,小轿车停在室外都没法点火。车主不是花钱租车库便是请修理工扛着电瓶过来。雪皑皑的世界,沉重到难以突围。黑河市孙吴县河北村妇女主任孙贵彦就特别害怕这里的冬天。

孙贵彦52岁,身材修长,穿着干练,略施粉黛。在河北村,她属于年龄最小的一批。“这个村子的特点是年轻人都走了。”比孙贵彦晚一代的人,全搬到了街上住。街,即城市;那地方不远,指15分钟车程外的县城。

村里三百零几户人家,留下的不到200人,清一色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他们年轻时是生产队的主力,“岁数大了,用不上了。”

“他们的孩子基本上在街里伺候他们的孙子。”老年人不习惯城里的生活,街里一般是步梯,上楼又不方便,加上孩子文化课太深,他们也辅导不了,“就在家待着,挺枯燥的”。

孙贵彦不愿在村里久留。她是县城里最早一批学习育儿知识,并考取育婴师资格证的人。去年她还在北京做了一年育儿嫂,后来因为疫情,女儿不让往远处走,才没出去。但她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她自己买了楼,平常在街里,白天帮人看孩子,早晚给女儿做饭,有事才请假回村一趟。

“在这儿没出路。”她一腔热血想做点事,回来跟书记沟通,提议办个敬老院,“咱们不是人口老龄化了吗?”可是方方面面条件都不具备,“办什么都办不起来”。

2021年5月31日,国家全面放开三孩生育,孙贵彦寻思着北京的育儿嫂要涨工资,迫切想要赶回去。女儿女婿两人加起来,一个月工资六七千块,“我在北京一个月赶上他俩了。”

女儿在哈尔滨念完大学后,觉得外面辛苦,不大想出去闯,在县医院当护士。结婚两年,如今30岁,还没要孩子,“她觉得压力挺大。”孙贵彦这一代提倡独生子女,等到开放二孩政策时,下一代也很少生,“更没胆量生三‘胎’。”

村里人越来越少,孙贵彦觉得一点生机也没有。老公在村里开了一家食杂店。“老人去我家买东西,听力、语言方面可费劲。”

地区人口流失,尤其是年轻人口流失更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年轻人流失得多,一个是数量上,一个是结构上,自然会导致地方出生人口的下降。”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丽敏表示。

“人都是一茬一茬的,再过二十年,也该轮到我们。年轻人不愿意回来,那点土地不够生活。”以后村子还存不存在,孙贵彦也不知道。

2016年“全面二孩”时代来临时,黑龙江省通过了地方性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明确了除少数民族和特殊家庭外,边境18县可生育三孩,其中包括黑河市北三县。

黑河市总面积为68726平方公里,下辖一区二县三市,分别为爱辉区、孙吴县、逊克县、五大连池市、嫩江市和北安市。三市为“南三县”,不属于边境地区;一区二县称“北三县”,人口少,属于边境,是全国率先开放三孩生育试点的区域。

在本地人的称谓中,黑河一般指市区,面积约11.4平方公里,用腿走一圈花不了一天。市政府、市卫健委等都集中于此,地处爱辉区临江一岸。

“我们这里一点代表性没有。”黑河市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科尹科长说,“放开三孩后,没起到什么作用。”生育率在下降,人口也在下降。“从2020年黑河市统计局对外公布的数据看,黑河市总人口150多万,但这次七普数据下来,我们才128万。”

宋丽敏表示:“放开三孩,但效果不明显,在预料之中。”像边境地区,自然环境不是很好,生存条件相对差,人口自然要流动,“它是往外流,或者往城镇流。人口迁移和流动导致生育意愿的降低,这在人口学上已经得到了证实。”

1988年,黑河市人口达到164万人;之后,人口增长开始放缓。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反馈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黑河市总人口约为128.6万人,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黑河市总人口减少了38.7万人,下降23.15%,年平均增长率为-2.6%。

整个黑龙江省人口外流现象非常严重,黑河也一样。“东北经济状况不好,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尹科长说,“老百姓的观念也改变了,不像那些年非得多子多福。”

根据市卫健委统计的人口监测数据显示,黑河市2021年第一季度总出生人数为901人(本省户籍人数,下同),一孩544人,二孩321人,多孩(一般指三孩)36人。爱辉区第一季度三孩出生数1人,孙吴县第一季度三孩出生数为零。

坐尹科长对面的一位女士表示,“不管是机关事业单位还是老百姓,都不愿意生。”除非其他鼓励政策跟上,比如延长产假等。“刺激生育也该有相应的奖励,单单开放三孩,没用。”

江边的雕塑,熊爸熊妈与三个小孩玩游戏

二孩三孩的奖励政策各地尚在酝酿,计生工作的方向却已转变。

2018年,国务院新设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撤销了原来与计划生育工作有关的三个机构——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管理司、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司,新成立了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对应到黑河市,分管计生工作的部门便是黑河市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科。

“我们的工作从原先的管理到后来的服务,主要是向老百姓宣讲一些政策,给计划生育家庭提供独生子女费,还有奖励特服人员等。”尹科长说。更官方的表达是:“负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开展人口监测预警,研究提出人口与家庭发展相关政策建议,完善计划生育政策。”

爱辉区卫健委赵文红表示,2018年开始试点“三孩备案登记不审批制度”,将权力下放到社区。生三孩的家庭,只要夫妻双方是边境户口,找街道填一个备案登记表,就可以给小孩上户口。

赵文红办公的大房间内,坐着10来位女士,她们及身边认识的人,大部分家庭只有一个小孩,二孩的很少,三孩的没有。“一般是再婚家庭生三孩的比较多。”赵文红说,“社会经济条件摆在这儿,三个孩子怎么养?”她记得,从2018年试点以来,爱辉区出生的三孩人数也就40多个。

黑河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周主任没听说过三孩政策,“一年出生的孩子(数量)没什么变化”,大概1000来个,“三孩也就个位数,一两例。”不过,她没有认真统计过。

周末的黑河市商业步行街上,一位小孩在玩坐火车

“三‘胎’一直没有,红旗村没有要的。”爱辉区罕达汽镇红旗村妇女主任李玉波说。48岁的她,做妇女工作四年。三孩试点政策出来时,她就知道,“但没人响应,连二‘胎’都不要。”

罕达汽镇地处爱辉区西部,附近有十三个矿场,还曾有过金矿。镇上户籍人口4000多,常住人口1万多,流动人口占多数。红旗村90多户,全是老年人。村里2021年上半年只有一个生二孩的。“年轻人不要孩子,我让他们生一个吧?不要,没用。”李玉波说。

东北地区人们的生育意愿一直不高。“在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之前,它在全国就处于较低水平。”宋丽敏说。

这里比较特殊。宋丽敏表示:第一,东北是多民族混居,没有太强的传统生育观念,“比如不生男孩就不让进祠堂”。第二,东北在建国初期,快速实现了城镇化,“不管是城镇还是农村,当时东北地区普遍的经济形势还是很不错的。”第三,东北地区人口文化素质比较高,“工业基地派来了大批高素质的人才,高校资源也比较丰富。”第四,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效果好。“东北地区体质内的人口比较多,加上农村地区惩罚力度大,人口控制得比较成功。”

像李玉波这个年纪的,男的一般在矿上打工,当辅助工一个月6000多块工资,井下作业每月1万多块;六十到六十五岁的人,照样在矿场干活,平均工资三四千块。女的在家打零工。“这几年还好,种参的在我们这块,打工一天130元,别的也没什么活。”李玉波说。“要说养,还是养得起,富有富养,穷有穷养。”

以前,妇女主任的工作是要人家“不抢生(领结婚证前生孩子)”、“不早生(未满法定年龄生孩子)”,现在则是鼓励多生。李玉波有一个独生子,还有一个5岁的孙子。她跟儿子说,再要一个二孩,“媳妇都不吭声。别说鼓励人家,咱自己家都不生。一个还不想要,年轻人的态度。”

罕达汽镇政府工作人员、李玉波的“上级”小武就表示,自己一个人过得挺好,“没准结婚或生孩子还得降低我的生活质量”。三十岁的她,尚未考虑结婚,生孩子更是遥远的事。

谈到为什么要回来?小武表示,在外地念完书后,与她关系不错的几个朋友都回到了爸妈身边。她也不想离自己的父母太远,“等他们老了之后,互相有个照顾。”考上事业编后,她便回到了家乡。

罕达汽镇离市区远,大约125公里。每周一到周五,小武住单位宿舍、在食堂吃饭,周末才回市区。矿场工人报酬高,带动了周边消费。一个月3000多块的工资,按照当地的物价水平,小武自嘲说:“我自己生活都困难,还得靠爸妈养着。”与小武同龄的朋友,买车买房全靠父母资助。

“我家是女孩还好点,要是男孩,以后结婚还得准备百八十万,最起码买个楼。”聊到生孩子的事,安师傅毫不犹豫地说“从未想过要二‘胎’。”

44岁的安师傅,20岁退伍后回到黑河,种过地、卖过早点、当过搬运工……吃过不少苦头。早两年在青岛开快车,同样的工时,那边挣钱多。有时开到哪儿,他也不回家,就睡车里,睡醒了接着拉活。长年开车令他腰椎出现问题,加上疫情生意有所回落,他索性回到黑河休养,顺便重操旧业。

安师傅唯一的女儿在黑龙江大学读俄语,这个专业还是他选的,为的是将来好就业。女儿本来有机会公派到俄罗斯留学,但安师傅嫌俄罗斯太远,舍不得女儿,又担心她一去不回(嫁过去)。哈尔滨离家近,他比较放心。女儿毕业后在哪里定居,还是未知。

“国家挺扶持黑河的,但人太少,也没什么大企业。2019年变成自贸区,经济还是不行。”

黑河是资源型城市,以前矿场多,矿挖得差不多了,但胜在土地多,还可以种大豆、玉米和小麦为生。原本人们的生活过得并不差。“孩子多了,条件受影响。”性格开朗的彭为玲说。

从1991年起,彭为玲便是孙吴县清溪村妇女主任,一直干到2008年;后来还当了七年村书记,作为先进代表上北京开过表彰会。对生孩子这件事,她认为“少生已经形成了思想意识。”

中国经历了几次生育政策的调整,直到1981年计划生育指标与领导政绩挂钩、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后,“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小孩”的观念随着严厉的政策执行而愈发地深入人心。

早在1986年,黑河便在“北三县”和“南三县”分别实施了二孩加间隔的生育政策和1.5孩生育政策,即:小孩年满四岁,可再生一个孩子;第一胎为女孩,可再要一个。但彭为玲表示:“生一个女孩,都不要二‘胎’了。农村也不多要孩子,爷爷奶奶想开了,什么孙子孙女,都当宝。”

“十家里能有两家要二‘胎’就不错”,除非意外怀孕。在生活上,人们仿佛品到了只有一个孩子的好处。“生孩子少自由。现在孩子都是专人接送,没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生不了二‘胎’。要么辞职在家里专职伺候孩子,但没有收入,一个人养不了一家四口人。”

“当宝妈在家,和社会隔层,女人在家的地位越来越低。在孩子心目中,妈妈就是个做饭的。很矛盾,一方面想解放妇女,让她们参加工作、自主自立;一方面又要多生孩子,真没精力带。”彭为玲说。

宋丽敏发现,女性的生育意愿相对要低一些。“在不平等的社会体系下,女性在生养孩子的过程中付出更多,受职业发展影响也特别大。”针对生育女性未来的职业走向,政府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职业帮助、就业指导,甚至岗位安排?

在黑河边境地区人们的心中,河北、山东等地已算南方。彭为玲是山东人,但在东北长大,“以我自己为例,觉得生啥啥好。我家婆婆想再要一个孩子,她有那种渴望,我没有。南方生两个的太多了,计划生育的时候就生三个了。”她就一个儿子,一个孙女。

彭为玲有自己的生活,业余时间还推广孙吴县的大豆,日子过得紧凑,“我把一个孩子伺候完,愿意伺候孙子就伺候,不愿意我就自由了,没有后顾之忧。孩子对父母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我有点自私,不想做那个贡献的人。”

不过,也有集全家族之力供孩子的家庭。安师傅的朋友于龙生,在黑河市最大的一家货运公司当司机。他属兔,34岁,但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刚有大姑娘时,于龙生觉得“一个孩子太孤单”,便有了生二孩的想法。大姑娘三岁时,夫妻俩要了二孩,也是个姑娘。“两个孩子已经够了,第三个属于意外。”二姑娘两岁时,妻子又怀上了。当时也没想着要,打算做流产。“我媳妇一去检查,说是个小子,想着儿女双全比较好,一咬牙就留下来了。”

结婚时买的房,合一平米3300元,总体下来不到41万。三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房子,按于龙生的话来说一家五口“刚刚好”。

生二姑娘时(2012年),二孩还未完全放开,于龙生不满足二孩间隔四年的要求,被罚款5000元。2014年,三儿子出生,又赶在了三孩试点政策前,被罚了6万块。“我们哪一步(政策)都没赶上。”于龙生倒不觉得冤枉,没想过找相关单位退钱,“孩子都长大了,也挺可爱的。”

公立幼儿园入学名额有限,于龙生的孩子进不去,只得花高价上私立幼儿园。一个月2000元左右的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好在孩子们都已升入小学,一个在黑河市第五小学,两个在黑河市直属小学读书。老大已上六年级。

于龙生奉行“快乐教育”,周末三个孩子在家看看书、看看电视,天气好时去公园玩玩;除非孩子自己有兴趣,一般不勉强去上课外班。有段时间,大女儿想要滑板,于龙生给她买了一个。女儿玩了不到一个月就不玩了。二女儿想学跳舞,于龙生给她报了舞蹈班,上了一年也不愿跳了。“小孩子的兴趣转移快,能花不少钱。”

“如果钱够花的话,两个人可以一个去上班,另一个专门辅导孩子。”但目前的情况是必须两个人出去挣钱才勉强够用。于龙生一个月收入6000多块,妻子在西餐厅做糕点,收入比他低。岳母远在江苏,孩子靠于龙生71岁的母亲帮忙带。

于家有五姐弟妹,于龙生是老四。三个姐姐十分孝顺,不跟弟弟分地,一年土地租金4万多块,全孝敬老人家。三个孩子的吃饭穿衣都归奶奶管。于龙生只需交些学杂费、饭费之类的。“没姐姐帮忙的话,我们两口子很费劲。”

于龙生觉得,养孩子最大的困难还不是花钱多,而是教育跟不上。他和妻子从农村出来,两个人文化水平不高。孩子学业重,作业也多,夫妻俩辅导不了。“周末补课也许有好处,能学得多一些、快一点,但补课的费用是一方面,再一个我感觉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如果中国也像俄罗斯似的,“从小孩出生、买保险、上学到就业,都不用家长管”,于龙生觉得大家还是愿意生孩子的。

生育是一对夫妻核算成本和收益后的决策。宋丽敏指出:“目前来看,养孩子给家庭、个人带来的预期收益在不断下降,但生养孩子负担的成本又是显而易见的。随着孩子数量的增长,成本越来越高,挤占了一个家庭或夫妻个人的资源和时间,这导致人们不愿意生孩子。”

宋丽敏建议:完善生育津贴和税收制度,构造一种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支持体系。“像国外,生下来一次性补给多少奖励,以后每个月根据生养孩子的开支给一定的补贴,可以缓解家庭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减税的力度也远远不够。目前,一个家庭只有夫妻一方享受税收减免,没体现多孩的差异。宋丽敏提议借鉴德法的模式,采取累进税制,以家庭为单位征收,“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均摊到每个人身上,纳税的基点很低。”

“家庭内部调剂,我们这地方不行,姑娘出嫁照样回来种地。她要生存,也有孩子。”孙吴县腰屯村村医霍占春说。

腰屯村户籍113户,户籍人数234人,常驻的只有30多户。霍占春在村里负责健康管理,往上申报村民健康信息,将他们纳入国家健康网,免费打疫苗、给点药。“多少人口、多少儿童、多少老年,我始终管理这事儿。”霍占春说。

八几年的时候,村里每年也就二三十个二孩,现在越来越少,“2018年没有,2019年有一个,2020年没有,2021年有两个二‘胎’七月份生的。这几年就是这么蹦跶的。”

“这一茬年轻人是真想得开。”霍占春讲,村里80后还有生二孩的,90再往后,都不愿意要第二个。“过去那年代盼儿子,现在没这回事儿。”三‘胎’的,更是没有。“妇幼给我们下任务,问报表哪儿去了?她不生,我上哪儿报去?新结婚的又少。小姑娘都出去打工,外边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有的是。”

再一个,土地也是大问题。就拿腰屯村来讲,“25岁以下的一分地没有,怎么整?”霍占春忧心忡忡地反问。他家小儿子25岁左右,一家三口连地都没有。“农村逐渐出现这种情况,死人地不出,活人生了孩子不给地,让他们怎么生存?他怎么生啊?”

2003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正式施行。按照《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只有当集体有机动地、新开垦的地等未发包的土地时,无地农民才能分到土地。

中国第一轮土地承包期为15年(1982-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期为30年(1997-2027年),并引入“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在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下,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又顺延了30年,到2058年。

因农村土地分配30年不变,很多在1997年后出生的年轻人面临无地可分的境遇。

“农村的孩子一进城,真负担不起。有了媳妇,有了孩子,给他地,起码解决温饱。他出去打点工、搞点副业,将来还真能生。”霍占春说。

“一个月打工3000元,咱就往多的算,两人6000块,老的给买楼,自己还房贷,供孩子读书……老的啃不动了,他还剩什么?”坐在一旁,起初不发一语的霍占春妻子说。

“他吃不饱,只能出去拼。时间长了,这屯子空了,将来东北也就完了。”霍占春很着急,“他们这一茬孩子,挺难。”

“土地有一些影响,但不大。”宋丽敏却这么认为,因为土地对人的保障功能不如过去那么强。

“多数农村人到城里来了。在迁移流动的过程中,他接受了现代城镇比较先进的生育观念和生活方式。少生孩子提升生活质量,个人努力减少抚养孩子的成本,使家庭跃迁到更好的社会阶层,享受更好的生活条件,或拥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他觉得少生孩子是划算的。”宋丽敏强调,“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再升上去。”

从腰屯村往东北方向驱车半小时,便是紧邻江边的东霍尔莫津村。当地村民称它叫“沿江乡东屯村”,是一个达斡尔族村。附近山上工事多,遗留着侵华日军修建的山洞、哨所等,“孙吴胜山要塞遗址”也在这里。虽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破坏了一些,但清理修补一下,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可惜当地旅游业并未发展起来,村民仍以种地为生。

东屯村的一栋民居

沿江地区计划生育一向不严。“第一个是啥都可以要二‘胎’。”东屯村妇女主任王春兰说。

东屯村300多户人家,留下的全是50岁以上的。“咱们村子,年轻的少、结婚的少、怀孕的也少。现在孩子没早先好养活,一个孩子都整得吱哇乱叫,还生二‘胎’?”

王春兰丈夫表示:“没有地,老的养着他,敢要孩子吗?最低保障没有,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活呢?”

“20多岁的一点地没有,30岁以后的有5亩半。”王春兰附和道。

两人的女儿九月份升大三,在黑龙江大学念书。“她在沿江乡一直上到六年级。”当时学校有百十来人,2021年中心小学总共四五个孩子,“老师比学生多”。有条件的人家,结婚时就在街里买楼安家了。“在这块上学的都是家里条件不太好的,爹妈出去打工把孩子留给老人的。”

“有能力的不回来。”王春兰丈夫说,“生活没有保障,得靠自己。”女儿毕业后,大概率也不会返乡。

“我们黑河人不穷,靠山、地多,老百姓种地生活不错。流失的主要是年轻人,考上本科的肯定是走了,基本不回来;大专的、职校的,出去务工也不回来。除非家里有势力,可以找个稳定的工作,但也很少。”在中俄界河拍摄落日斜晖的老韩说。

老韩的儿子2020年参加高考,考上了一所位于河北的本科院校。据他讲,黑河市区只有一所重点高中——黑河一中;还有一所普通高中——黑河五中。“上不了重点和普高,就只能上职业高中,考大学基本无望。”

“我儿子上三年高中,花了20万,还算少的。”老韩表示,儿子在五中上了一个月后,他自己要求出去学。孩子有题没听懂,下课找老师问,连影子都见不着。“继续在那儿人就废了。他也担心学费高,我说不用考虑,只要能考上,多大代价都可以。”

聊了会儿天,老韩的妻子——穿着粉色的防晒衣,散步到了江边。她说:“我儿子上的私立学校,学费是高价。”

不管是在重点中学,还是普通中学,没有不补课的学生。“老师比生意人还生意人。如果不去补课,老师天天挑孩子的毛病,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天天管,把孩子弄得情绪不好,就厌学了。”她接着说。

课堂上,老师不好好讲;课下收钱讲。“放开十‘胎’都没用,老百姓不敢生,一个是教育成本高,一个是教育质量差,还有超前学习,不补不行。”老韩说。

待儿子毕业、在另一个地方定居后,老韩和妻子估计也会跟过去。正如他所说:“一个孩子出去,能带走两个老人。”

在江边拍摄夕阳的老哈及年轻的摄影爱好者

黑河最美的风景在江边。朝霞、落日并不是天天可见。步入漫长的冬季后,不免令人开始想念短暂的七月盛夏。太阳在早上两点过升起,晚上九点落下。下午5点开始,陆续有人来到江边公园。时间越往下沉,人聚集得越多,跳广场舞的、直播唱歌的、跑步的,还有像老韩一样的摄影爱好者纷至沓来。这是黑河最热闹的时候。

注:中国此前的“二孩政策”和现在的“三孩政策”,分别指生育两个子女和三个子女,而非老百姓误传的“二胎”和“三胎”政策。比如,前两胎生了三个孩子,就不能再生第三胎。

主要参考资料:

1. 《2020年黑河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2. 《2020年黑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 《生育政策演变对人口变动的影响分析》,牟靖文,2020年

4. 《黑龙江修改计生条例:边境城市人口可生三胎》,中国经营报,2016年

5. 黑河市人民政府网:http://www.heihe.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