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陪孙海洋找孩子的这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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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陪孙海洋找孩子的这14年

2021年12月07日 17:28:18
来源:全现在APP

还有很多孩子没找到,孙卓不是最后一个。

被拐14年57天后,孙海洋的儿子孙卓找到了。

12月6日中午的认亲仪式上,当穿着黑衣黑裤,个头已经高出父亲一大截的孙卓走出来时,孙海洋夫妇立刻迎上前,紧紧抱住了儿子。接着孙海洋开始控制不住地嚎啕大哭,在直播画面里,哭声至少持续了三分钟。他一边哭,一边使劲儿把儿子抱起,儿子则轻轻拍了拍父亲的背。

孙海洋一家相拥而泣。图片:新华社

孙海洋一家相拥而泣。图片:新华社

15时08分,孙海洋在自己的微博账户@孙海洋寻儿子发文称,“14年又57天后,他已比妈妈高出一个头,还给我带来了土特产。他就是我们大家这么多年一直努力寻找的孙卓…… ”

这的确是一个漫长的故事——据此前报道,2007年10月1日,孙海洋夫妇带着4岁的孙卓前往深圳打拼,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成长和教育环境;10月3日孙海洋在白石洲的包子铺开业;8日孙卓上了幼儿园;9日晚,穿着新校服的孙卓被人贩拐走。

为了寻找孙卓,孙海洋将包子店的名字改为“悬赏二十万寻儿子店”,悬赏告示上留的手机号码至今未变。他的故事曾被改编成电影《亲爱的》上映,他发起“寻子联盟”,与公益组织、打拐志愿者、警方、媒体合作,帮不少父母找回了被拐卖的孩子,但一直没能找到自家的孙卓。

孙海洋在与孙卓相认后发布的第一条微博。图片:当事人微博

孙海洋在与孙卓相认后发布的第一条微博。图片:当事人微博

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是在2007年认识孙海洋的,那之后,他和孙海洋共同收集线索,走遍全国去寻访被拐儿童的踪影,同时收集证据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团伙。他见证了孙海洋一路走来的悲欢,也见证着拐卖儿童团伙犯罪手段一次次的翻新。

以下是他的讲述——

1

孙海洋周四(12月2日)告诉了我孙卓找到的消息。我们平时联系很多,他家里有什么事,或者得到什么线索,都会找我。

“官方近几日会公开披露细节,我永远会记得你们,上官兄弟……”,他当时发来这条微信,我明白这意思就是找着了。“祝贺,不容易,哥”,我回他说,“后半辈子,你要享福了”。

我们还聊了他家里的情况,他说小儿子成绩很好,经常考第一,大女儿也在知名院校读研,孩子们都成长得很好,就是不知道孙卓混成啥样了。他担忧“能买孩子的,都不是健康的家庭”,担心他(孙卓)在这几天有悲观的想法或者思想压力,我开玩笑说,“也不一定,万一是煤老板家买的呢”。

后来从视频里看到孙卓的穿着举止,感觉养父母家庭条件应该还可以,受教育程度应该也不差。

孙海洋家中珍藏着孙卓的所有照片。图片:CFP

孙海洋家中珍藏着孙卓的所有照片。图片:CFP

孙海洋当时给我发信息的口吻是很淡定的,跟他说起平常的事没什么区别,后来我们打语音(电话)的时候,他也挺淡定,可能这些年经历的是是非非和失望都比较多,没有特别激动。但是认亲的画面里,他看到孩子还是很激动的,毕竟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了。

其实我在11月25日左右,就得知了DNA比对成功的消息,因为是比较权威的信源,感觉这次比较稳妥,不会像之前一次一次的失望。我当时也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自己平时接触到这类案件比较多,孙卓找到了之后,还有很多被拐儿童还没找到,还有很多家庭在焦急等待和期盼。他不是最后一个。

我特地发了朋友圈祝贺孙卓回家,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成果,当然我也希望更多被拐的孩子能借此东风回家:广东东莞被面包车抢走的叶聪聪、湖南岳阳被邻居拐走的雷岳川、陕西渭南被下迷药盗走的伍嘉诚、湖南郴州被从幼儿园冒充家长拐走的罗超凡、广西桂林被拐走的蒋铮……

2

我和孙海洋2007年就认识了。孙卓是2007年丢的,我也是从那一年起关注涉拐儿童的。因为当过兵,血气方刚,我总想着做一些好事,之前还参加过反传销类的社会志愿活动。

寻找这些被拐孩子的过程中,最终还是以DNA鉴定结果为准。当时孙海洋收到线索,总会拉上我一起去,就算他不去,也会把掌握的线索发我,由我去核实。我们一起循着线索寻找了很多次,每次希望都落空。

很多时候他刚开始会比较激动,发现有一个疑似孙卓的孩子,就兴奋,这样无形之中会对他造成一种恐慌——怕孩子是(孙卓本人),又怕不是。怕是,是因为担心这种幸福来得太突然;而如果不是的话,又是一次失望。

尤其是看到别人的孩子被找到了,他自己的希望却落空,肯定很难过。2011年彭高峰的孩子(编者注: 2008年3月,彭高峰3岁的儿子彭文乐被陌生男子抱走,彭高峰和孙海洋一起开始了寻子之路,三年后,通过网络线索,最终找回了儿子 ,电影《亲爱的》原型之一)找到后,对他的打击和刺激是最大的——俩人同是湖北老乡,又都在深圳做生意,因为孩子被拐而联系在了一起,多年来都是一起去全国各地寻找孩子。

彭高峰孩子找到后,孙海洋回家总是被家人问起孩子回没回来,他一度心理压力特别大。彭高峰请他去吃饭,他都不愿意去。经历了这段低谷后,他逐渐可以承受更多了,后来我们关注到线索,不管是谁的孩子,他都要去解救,都要关注到底。

孙卓找到后,曾经与孙海洋一起寻子的彭高峰发微博回忆过去。图片:微博截图

孙卓找到后,曾经与孙海洋一起寻子的彭高峰发微博回忆过去。图片:微博截图

2017年左右,我们去了一次福建安溪。他当时接到一条有关被拐孩子的线索,那个孩子是从深圳买回去的,丢失时的年龄和孩子现在的基础长相,都和孙卓高度吻合。

我们约定在漳州汇合,他开着一辆破旧的现代车赶去,我和记者则坐飞机到厦门,再转车过去。因为他连夜开车,我一路上都在担心他的安全,到了晚上,突然联系不到他了。我一直打电话,打到他手机都没电了。他那种处境,如果在路上发生意外,我会觉得是因我而起的,特别紧张。第二天凌晨四点,他打来了电话,解释说自己从下午五六点一直开车到凌晨十二点,实在太困,在服务区睡着了。

会合后,我们去当地核实。孩子找到了,当地公安现场对孙海洋进行了采血,拿去和孩子的DNA做比对。送检后,我们在小县城的酒店里等,孙海洋很早就起来了,坐在酒店门口的水泥台阶上等,一直坐在那儿等。但是结果出来了,排除了是他的(孩子的可能)。

还有一次是2019年,他收到了一条线索,说在河北沧州,有个被拐的孩子和孙卓很像。想到他经济压力很大,我就让他别跑了,由我去核实。其实我清楚这可能不是他的孩子,从提供的信息来看,孩子是2009年买回去的,而孙卓是2007年被拐的,一般被拐的孩子,尤其是男孩,从被拐到卖出的时间不会太长,最多一两个月。

虽然大多时候都没有等来期盼的结果,DNA没有比对上,但至少我们每天还能收到源源不断的线索,哪怕信息是假的,也证明有人在关注打拐,这说明我们寻找和扩散线索的渠道是畅通的。最怕的是连假信息都没有了,那寻找的难度就更大了。

每次结果不理想的时候,我都会从这个角度安慰孙海洋,也会鼓励他说孙卓迟早会回来的,大家一起努力。很多时候我明白,也许真的帮不了他,但至少我们的出现对他来说也是安慰,能让他更坚强一些。

3

我关注到这个群体也是个意外——2007年7月,我无意中发现广州街头的卖花儿童,意识到背后有问题后,我就每天跟踪这些儿童,三个月后,掌握了他们的居所、幕后操纵者、每天卖花的规律等基本情况,协助当地警方打掉了犯罪团伙,孩子也解救了。

当时很多媒体报道了这件事,那时流行网络论坛,一些被拐孩子的家长通过媒体报道找到了我,包括孙海洋和他的老乡彭高峰。听了他们的遭遇,我才理解人贩子对这些父母造成的伤害,也就慢慢将目光转到这个群体来了。

孙海洋曾经张贴的寻人启事。图片:羊城晚报

孙海洋曾经张贴的寻人启事。图片:羊城晚报

我平时的主要工作和其他打拐志愿者不一样,主要是以卧底为主。我做的和想的,主要是去斩断涉拐犯罪的幕后黑手或者利益链条。

今年11月,我协助昆明警方破获了一起贩婴案。贩卖婴儿的团体几乎都是有针对性的,他们有自己的圈子和网络。我潜伏在贩婴群里,根据具体情况,扮演买家或者中介,以追踪孩子的具体去向。

我注意到,有一个陕西铜川的女性在群里面发布信息,询问有没有人要小孩。这种情况,首先不排除对方可能是未婚生育,怀孕后不想要孩子,就会去网络上搜索婴儿买卖的信息。可只要进入这个圈子,就被带入了贩婴的大池塘了。如果是这类,我一般都会花时间去规劝她们。

但这位女性似乎掌握很多孕妇信息,应该是贩卖小孩的中介。为了向我证明自己的实力,她透露自己9月份在重庆买了一个小孩,之后带去当地一家莆田系医院,花钱办了出生证,回家也顺利上了户口。

为了进一步证明,她还将孩子的照片、出生证和户口的照片发了过来。随后,她告诉我昆明市石林县有一个孩子要出生,问我要不要。假意要来孕妇信息打探后,我说不要了。她一看我不要,把我当成了潜在大客户。

接着她将另一单马上要在云南促成的交易透露给我。为了证明可靠性,还把上线和买家的信息打码后发给我。我大致了解到,买家是从四川开车到昆明去接孩子,也了解到孩子哪一天出医院等信息。

贩婴群里发布的婴儿信息。图片:受访者

贩婴群里发布的婴儿信息。图片:受访者

到了交易那天,我到了昆明,从医院开始,跟上了孩子的母亲,一路跟着她办完了出生医学证明,看她抱着孩子进了当地一家酒店。我在酒店大堂从中午一直等到下午,她才从楼上下来。我脱下外套,戴上眼镜,换了装扮,跟着她进了电梯,一直看着对方进了1312房间。

我通过中介之前提供的部分聊天截图,再结合网络搜索,确定了买家是四川一位李姓英语老师,又特地去酒店停车场,找到了一辆四川牌照的车。随后,我将车里的挪车电话拿到网上搜,确定了对方确实姓李。信息都对上之后,基本确定了这起交易确实存在。

等我再回到1312房门口后,里面传出了婴儿的哭声,等他们准备下楼时,我报了警。最后,警方在酒店门口拦下了那辆四川牌照的车,抓获了4名涉嫌买卖婴儿的犯罪嫌疑人。

中介后来在陕西铜川落网了,她的上线在云南玉溪,10月也在云南交易了一个孩子。我也反馈给了玉溪警方,最后10月被交易的孩子也被解救了。

整个线下交易期间,中介都没出现过,是凭着我从她那里套取的户口本、孩子的信息才确定了她的身份,成了关键证据。线索和证据是两码事,很多线索真真假假,如果没有凿实,就没有实际意义。我做的就是通过卧底,找到切实的证据,再报告给警方。

以前人贩子的手段,大多像骗走孙卓那样——给个糖,带个玩具,就把小孩拐走了,那时候网络通讯也不发达,人贩跟买家联系也是靠熟人打听。

孙海洋的孩子之所以这么久才找到,是因为拐卖犯罪是没有犯罪现场的,不像杀人放火是可以通过现场留下的DNA进行比对,另一方面也限于那个年代技术层面的落后。

2009年起公安部建立了打拐DNA库,采集失踪孩子家长的DNA,并规定了来历不明的孩子上户口时须将DNA入库。2010年以后的很多案子,都是现案现破。只有2010年之前拐卖儿童的案子,找回概率比较低。

大约2012年之后,情况又发生了转变。人贩会先在网络上跟买家确认对孩子性别、年龄的需求,再通过自己的网络去找合适的孩子,接人、收钱,都是不同的人。人贩根本不用自己去拐孩子或送孩子,钱就进了口袋。总的来说,现在的人贩子,也在想如何降低自身风险,藏得都比较深,隐蔽性很强。

另一方面,被拐孩子身份合法化也是一大问题,比如孙卓,他在山东已经有了户口。摸清整个利益链条,才能从根源上打击儿童拐卖,毕竟,买家买了孩子如果上不了户口,也不会轻易下手。

2014年,我摸着线人提供的线索,掌握到了贩卖出生医学证明的团伙信息,以中介的身份和他们接触后,逐渐摸到了整条利益链。这些来历不明孩子的的出生证,是从河南商丘市妇幼保健院流出。我将情况反映给商丘警方后,调查至今没有结果。(编者注:据“平安商丘”微博,当地警方称,将在前期侦察调查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案件侦破力度,及时公布结果)

另外,直接花钱买户口也是洗白身份的一种手段。被拐儿童的身份被洗白后,另一头(寻子家长)找死也很难找到。2019年,我又关注到很多人为被拐孩子做假的亲子鉴定,有了亲子鉴定,就能补办出生证,进而办户口。

前段时间,又出了另一种新形式——报假警。买家买了孩子后,报警说在自家门口捡到了小孩,通过公安机关内部的关系让他们出警,最后按照被遗弃的孩子出具证明,拿着证明去民政局备案、公示,以领养的程序,合法接收小孩。这样一来,也就可以洗白上户口了。

这些都是钻了法律法规的空子,或者相关部门内部管理出现了问题。我们看到这些苗头时,需要第一时间深入其中,掌握到证据后反映给相关部门。打拐这件事,不能这边漏了,堵一下,另一头又漏,而应该找到根源所在,去根治。我能做的只有发现问题,继续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