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向 | 用中国谚语“宁做太平犬”开场,普京重磅讲话谈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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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 | 用中国谚语“宁做太平犬”开场,普京重磅讲话谈了什么?

2021年10月27日 16:23:36
来源:风向

编者按:普京的世界观究竟是什么样的?作为最有权势的国际政治人物之一,普京较少系统谈及自己的宏观思考。但在2021年10月21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全会上,普京发表了一篇长约8000字的演讲,该讲座以中国谚语“宁做太平犬,莫做乱离人”开场,阐述了普京对于当下变动不居世界的深度思考。

他强调疫情和气候变化给世界带来的系统性改变,并坚持应该坚持国家的边界(而非推崇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作用),应该用渐进变革的文明方式处理问题(而非俄国历史上的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等剧烈变化导致国家损失),应该坚持有机的价值观交融(而非如西方激进左翼一样推动进步价值观),普京还讽刺了美国好莱坞的政治正确和目前盛行的取消文化,再次明确了俄罗斯“温和保守主义”的国家哲学。凤凰网《风向》特编译全文,以飨读者。

作者:俄罗斯总统 弗拉基米尔·普京

文章不代表凤凰网立场,以下是演讲全文。

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对于你们来到俄罗斯并参加瓦尔代俱乐部的活动,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这些讨论会上,你们一如既往提出了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并就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毫不夸张地说,这些都是举世关注的问题。这又是一个开门见山的论坛主题,甚至可以说是直截了当——21世纪的全球震荡:人类、价值观、国家。

的确,我们身处一个变化的时代。按照惯例,请允许我就论坛的议程分享一些观点。

一般来说,“身处一个变化的时代”这句话可能略显老套,因为使用频率太高了。时代变化开始很久了,久到变化已经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么问题来了:变化还值得关注吗?我同意会议议程制作者的意见,当然值得。

近几十年来,很多人都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中国人民是聪明的,他们有许多思想家和宝贵的思想,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使用。其中一位思想家说过这么一句话,你可能也知道: “宁做太平犬,莫做乱离人”。(原文:“Не дай вам бог жить в эпоху перемен” ,英文为“God forbid living in a time of change”,曾有学者考证这是一则从英语世界传入俄罗斯的非准确中国谚语,与中文中的“宁做太平犬,莫做乱离人”相近,故采用此译——编者注)

无论是否愿意,我们已经身处其中了,而且这些变化正在变得更加深入和彻底。但中国人还有一种智慧:“危机”。这个词由两个象形文字组成——在场观众可能有中国代表,如果我说得不对,可以纠正我——这两个象形文字意思是“危险”和“机遇”。正如我们在俄罗斯所说,“用头脑战胜困难,靠经验脱离危险”。

俄罗斯历史名人。

当然,我们必须意识到危险,并准备好应对它,这不光是一种威胁,而是在这个变化时代可能出现的许多不同的威胁。不过我们也必须想起危机的另一面——决不能错过的机遇,更何况我们面临的危机是观念上的,甚至与文明有关。基本上,这是方法和原则上的危机,决定着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对其做出认真的修改。我们要弄清往哪里走,要放弃什么、修改什么或者调整什么。说到这里,我坚信为真正的价值观而奋斗、以各种方式维护价值观是十分必要的。

人类在大约30年前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当时为结束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创造了主要条件。我相信你们在这个辩论俱乐部已经谈了很多。我们的外交部长也谈到了,不过我还是想重复几点。

当时开始寻求一种新的平衡,寻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领域的可持续关系,寻求对世界体系的支持。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种支持,但必须说,我们没有找到,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与此同时,那些在冷战结束后觉得自己是赢家(我们也多次谈到这一点),认为自己爬上了奥林匹斯山的人很快发现,即使在那里,地面也在下坠,这次轮到他们了,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个转瞬即逝的时刻”,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公平。

冷战结束后,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经撰文表示历史已经终结于西方民主自由社会,但近些年他也转变看法。

总之,看上去我们似乎已经适应了这种持续的不稳定、不可预测和永久的过渡状态,但这也并非事实。

我想补充的是,我们正在目睹和参与的变革不同于人类历史上反复发生的变革,至少不同于我们所知道的那些。这并非力量平衡的简单转变或科学技术的突破,尽管这两者也在发生。今天,我们正面临着各个方向的系统性变化——包括地球物理情况的日益复杂,以及对人类是什么以及人类为何存在的更为矛盾的解释。

让我们环顾四周。我再次申明:让我来表达一下我认可的一些想法。

首先,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是如此明显,即便是最漠不关心的人也无法视而不见。人们可以继续对这些进程背后的机制进行科学辩论,但绝不可能否认这些进程正在变得更糟,且需要采取行动。干旱、洪水、飓风和海啸等自然灾害几乎已经成了我们正在习惯的新常态。案例俯首皆是,比如去年夏天欧洲毁灭性的水灾悲剧,以及西伯利亚的火灾。

不仅在西伯利亚,我们的邻居土耳其也遭受着野火肆虐,美国和美洲大陆的其他地区也是如此。在灾难面前,任何地缘政治、科技或意识形态的竞争有时似乎都会变得毫无意义,无法呼吸足够的空气、没有水喝,就算赢了又如何?

2019年,俄罗斯西伯利亚火灾卫星图。

冠状病毒大流行再次提醒着我们,人类社会是多么脆弱,多么不堪一击,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保人类的安全生存和复原能力。为了增加我们在灾难面前的生存机会,我们绝对需要重新思考如何生活、如何管理家庭、如何发展城市或者应当如何发展城市;我们需要重新考虑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重点。我重申一下,安全是当务之急,无论如何,现在已经很明显了,任何试图否认这一点的人以后都必须解释他们当时为什么错了,为什么他们对整个国家面临的危机和震动毫无准备。

其次,人类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已经恶化到了一定程度,在过去甚至会引发世界范围的震动,比如世界大战或血腥的社会革命。人人都在说,目前作为绝大多数国家社会结构基础的资本主义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再也无法服务于愈发错综复杂的矛盾了。

在任何地方,甚至在最富有的国家和地区,物质财富的分配失衡都加剧了不平等,主要是个别社会内部和国际层面的机会不平等。今年早些时候我在达沃斯论坛的发言中提到了这一艰巨的挑战。毫无疑问,这些问题恐将让我们面临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分裂。

此外,许多国家甚至整个地区都时常遭受粮食危机的冲击。稍后可能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危机在不久的将来会变得更加严重,并可能达到某种极端。还有水电短缺(今天可能也会讨论),更不用说贫穷、高失业率或医疗保健不足。

落后国家充分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对追赶领先国家的前景失去信心。失望激发了侵略性,使得人们加入极端分子的行列。这些国家的人民越发感觉到期望得不到满足甚至落空,他们觉得不仅是他们自己,连带他们的孩子也看不到机会。所以他们寻找更好的生活,最终只能移民,这反过来又在更繁荣的国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滋生社会不满情绪。我无需向你们解释什么,因为你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这一切,甚至比我看得更加透彻。

正如我之前指出的,繁荣的领先大国还有无数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挑战和风险,而且其中许多国家对争夺影响力已经不再感兴趣了,因为如他们所说,他们盘子里的东西已经够多了。许多国家的社会和年轻人对防治冠状病毒的措施反应过激,甚至咄咄逼人,这一事实表明——我想强调这一点,希望有人已经先我在其他场合提到了这一点——我认为这种反应表明,疫情只是一个借口:烦躁和沮丧的社会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2020年,普京视察收治新冠病人的医院。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要讲。从理论上讲,疫情本应将人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抗这一巨大的共同威胁,但它反而成了一个分裂的因素,而不是一个团结的因素。这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开始在常见办法中寻找解决方案——各种各样的办法,但十分老套,起不到作用。或者更准确地说,办法确实奏效,但奇怪的是,它们往往恶化了现状。

顺便说一下,俄罗斯已经多次呼吁放弃不切实际的野心,转而共同合作,我也会一再重申这一点。这个问题可能会稍后讨论,但我心里的想法很明确。我们谈论的是共同对抗冠状病毒感染的必要性。但事情没有变化;尽管有人道主义考虑,但一切照旧。我不是指俄罗斯,让我们暂时不谈对俄罗斯的制裁;我指的是那些急需国际援助的国家仍然承受的制裁。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基本要素何在?看来什么都没有,只是空谈。你们明白吗?这就是看似浮于表面的东西。

此外,人工智能、电子工业、通信、遗传学、生物工程和医学方面取得了令人深刻的成就,这些技术革命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实际也引发了哲学、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直到最近还只存在于科幻小说家的想象。如果机器的思考能力超过了人类,会发生什么?人体的干扰极限在哪里,超过这个极限,人就不再是他自己,而变成了其他实体?当科学和机器拥有了无限潜力,世间的一般道德界限是什么?对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后代、我们最近的后代——我们的孩子和孙子而言,这将意味着什么?

2017年,普京与俄罗斯制造的机器人握手。

这些变化势头正盛,我们当然无法阻止,因为它们是客观存在的规则。无论我们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或流行的意识形态如何,所有人都将不得不应对这些后果。

口头上,所有国家都在谈论他们对合作理想的承诺以及为解决共同问题而共同努力的意愿,但不幸的是,这些都只是说说而已。现实情况恰恰相反,疫情对早已出现的负面趋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这种趋势只会越来越糟糕。“各扫门前雪”这句谚语终于变成了普遍做法,甚至不再隐瞒了。更有甚者,有人还为此大肆吹嘘。利己主义的利益压倒了共同利益的概念。

当然,问题不仅仅是某些国家和臭名昭著的精英们的恶意。在我看来,它比这更复杂。生活中少有非黑即白的事情。显然,每个政府、每位领导人都要对自己的同胞负主要责任。主要目标是确保他们的安全、和平和繁荣。因此,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国际、跨国问题永远不会像国内稳定那样重要。通常来说,这是正常的,也是正确的。

全球治理机构并不总是有效的,其能力也不总是能够应对全球动态进程所带来的挑战,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事实。从这层意义而言,疫情是有益的——它清楚地展现了哪些机构有能力,而哪些需要微调。

权力平衡的重新调整预示着份额的重新分配,这有利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目前为止,他们还感到被排除在外。直截了当地说,西方世界开始于几个世纪前的国际事务统治,以及20世纪末短暂的近乎绝对的统治,正在让位于一个更加多样化的体系。

二战后英美苏等国确立的雅尔塔体系影响至今。

这种转变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其方式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按理说,政治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不以大战和战果为基础稳定世界秩序的例子,请参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情况。因此,我们有机会创造一个极为有利的先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冷战结束后没能在西方统治的基础上开创这一先例。国际事务现状正是这一失败的产物,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

有些人可能会问,我们到哪里了?我们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场景。仅举一例:20年来,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直在两个国家开展军事行动,任何标准都无法与之相比。但最后,它不得不结束行动,放弃实现20年前为自己设定的任何目标,并从这些国家撤出,给别人和自身都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事实上,情况已经急剧恶化了。

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以前,一方的战争失败意味着另一方的胜利,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例如,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并没有使越南成为“黑洞”。相反,那里崛起了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诚然,是依赖于一个强大盟友的支持。现在情况不同了:无论谁占了上风,战争都不会停止,而只是改变了形式。通常情况下,假定的胜利者不愿意或无法确保战后的和平恢复,只会加剧混乱和对世界构成威胁的真空。

同事们,

你认为这一复杂重组的出发点是什么?让我试着总结一下讨论要点。

首先,冠状病毒大流行清楚地表明,国际秩序是围绕着民族国家而构建的。顺便说一句,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全球数字平台——尽管它们的力量强大,从美国的内部政治流程中看得出来——未能篡夺政治或国家职能。这只是一些很短暂的尝试。正如我所说,美国当局已经立即打压了这些平台的所有者,这正是欧洲正在做的事情,只要你看看对他们施加的罚款规模和正在采取的反垄断措施,你就明白了。

近几十年来,许多人抛出了一些花哨的概念,声称国家的作用已经过时,而且即将消失。据称,全球化使国家边界成为不合时宜的东西,使主权成了繁荣的障碍。你知道,我以前说过,我以后还会说。那些为了自己的竞争优势而试图开放其他国家边界的人也是这么说的。这就是实际发生的情况。而一旦发现某人正在某地取得巨大的成果,他们就立即回到了关闭边界的大环境中,首先是他们自己的海关边界等等,并开始修筑围墙。好吧,我们不应该注意到吗,还是?每个人都能看到一切、完美地理解一切。当然,他们是这样的。

新冠前后欧洲航班对比。跨国旅行大幅度减少。

再争论也没有意义了。很明显了。但是,当我们谈到需要开放边界时,正如我所说的,事件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只有主权国家才能有效地应对时代的挑战和公民的要求。因此,任何有效的国际秩序都应该考虑到国家的利益和能力,以此为行动依据,而不是试图证明它们不应存在。此外,不可能将任何东西强加给任何人,无论是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原则,还是某人出于自身原因而称之为普遍的价值观。毕竟,很明显,当真正的危机来临时,只剩下一个普世价值,那就是人的生命,每个国家都会根据自己的能力、文化和传统来决定如何最好地保护生命。

就这一点而言,我将再次指出冠状病毒大流行的严重和危险程度。正如大家所知,已有超过490万人死于此病。这些可怕的数字相当于、甚至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参与者的军事损失。

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的第二点是迫使我们谨慎行事的变化规模,如果只是出于自我保护的话。国家和社会决不能对技术的质变、环境的剧变或传统体系的破坏做出激进的反应。我们都知道,破坏比创造容易。遗憾的是,俄罗斯人民是从多次亲身经历中清楚了解这一点的。

就在一个多世纪前,俄罗斯面临着诸多严重的客观问题,包括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但这些问题并不大,甚至可能比其他国家面临的问题更小或更为缓和。俄罗斯本来可以逐步以文明的方式处理问题,但革命的冲击导致了大国的崩溃和解体。第二次发生在30年前,当时它有潜力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但却没有适时走上急需的、灵活的、依据充分的改革之路,结果它成了各种教条主义者的受害者,包括反动者和所谓的进步人士——他们都完成自己的任务,双方都是如此。

图为苏联819事变中,对抗政变的叶利钦走上街头发表演说。

有了历史上的这些例子,我们可以说,革命不是解决危机的方法,而是加剧危机的方法。相比于被损害人类的潜能,任何革命都不值得

第三,在现代脆弱的世界中,道德、伦理和价值观领域的坚实支持正变得越发重要。事实上,价值观是一种产品,是任何国家的文化和历史发展的独特产品。国家之间的相互交融肯定会丰富价值观,开放会扩大价值观,使它们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但这必须是个有机的过程,永远不能操之过急。任何外来的元素都会被拒绝,也许是直截了当被拒绝。任何试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他人,并带来不确定和不可预测的结果的做法,只能使戏剧性的局面进一步复杂化,通常会产生反作用,得到与预期相反的结果。

我们惊奇地看着进程发生在那些传统上被视为进步标准的国家。当然,美国和西欧正在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冲击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不插手。西方的一些人支持激进地消除自身历史的整页内容,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对多数人进行“逆向歧视”,以及要求放弃母亲、父亲、家庭甚至性别的传统观念,他们认为所有这些都是通往社会复兴道路上的里程牌。

注意,我想再次指出,他们有权利这样做,我们不插手。但我们想请他们也不要插手我们的事情。我们有不同的观点,或者更正确的说法是,至少俄罗斯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精神价值观、历史传统和多民族国家的文化。

同性恋在俄罗斯早已非罪化,但反同情绪仍然高涨。

所谓“社会进步”的倡导者认为他们正在将人类引入某种新鲜的、更好的意识。上帝保佑,像我们说的那样举起旗帜,勇往直前。我现在唯一想说的是,他们的处方一点也不新鲜。有些人可能会感到惊讶,但俄罗斯已经实践过了。1917年革命后,布尔什维克依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条,也说要改变现有的方式和习俗,不仅改变政治和经济方面,更要改变人类道德概念和健康社会的基石。破坏古老的价值观、宗教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到完全拒绝家庭(我们也有过),鼓励告亲人的密——所有都被宣称为进步,顺便说一句,当时这些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支持,而且相当时髦,与当今的情况一样。顺带一提,布尔什维克绝对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

我相信,这应该会让人想起目前看到的一些情况。看着一些西方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惊讶地发现了国内做法的身影,幸好我们已经把这些做法留在了遥远的过去,我希望如此。当过去的伟大作家——如莎士比亚——的作品不再在学校或大学教授,因为其中思想被认为是落后的,争取平等和反对歧视的斗争就已经变成了近乎荒谬的侵略性教条主义。经典作品被宣布是落后的、对性别或种族的重要性一无所知。在好莱坞,分发出去的备忘录内容是关于正确讲故事以及一部电影中应该有多少个特定肤色或性别的角色。这甚至比苏联的宣传部门还要糟糕。

打击种族主义行为是一项必要而崇高的事业,但新的“取消文化”已经把它变成了“反向歧视”,即反向种族主义。过于强调种族正在进一步分裂人们,而真正的民权斗士所梦想的正是消除差异,拒绝以肤色划分人们。我特别要求同事找来了马丁·路德·金的这句话:“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这是真正的价值。然而,别处的情况却变成了另一个样子。顺便说一句,绝对多数的俄罗斯人认为,一个人的肤色或性别并不重要。我们每个人都是人。这是最重要的。

小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脍炙人口

在一些西方国家,关于男女权利的辩论已经变成了纯粹的魔幻。注意,当心步入布尔什维克的后尘——不仅要把鸡公有化,还要把妇女公有化。再走一步,你就到那儿了。

这些新方法的狂热者走得太远,甚至想完全抹杀这些概念。任何敢提到男女之分依然存在这一生物学事实,都有遭到排斥的危险。他们想出了“一号父母”和“二号父母”,“生父母”代替“生母”,“人奶”代替“母乳”,以防性别不确定者感到不安。我重申一遍,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在20世纪20年代,所谓的苏联文化使者就发明了一些新说,认为他们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意识,并由此改变价值观。不过,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们制造了如此混乱的局面,至今仍让人时常不寒而栗。

更不用说一些真正骇人听闻的事情了,孩子们从小就被教导,男孩可以很容易地变成女孩,反之亦然。也就是说,老师们实际上是把我们都应该有的选择强加给孩子们。他们这样做的同时,将父母排除在外,强迫孩子们做出可能改变他们整个人生的决定。他们甚至懒得咨询儿童心理学家——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有能力做出这样的决定吗?实话实说,这近乎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却打着进步的名义和旗帜招摇。

好吧,如果有人喜欢这样,就让他们去做吧。我已经提到,在完善自己的政策的时候,我们要遵循正确的保守主义思想。几年前,国际舞台上的激情还没有如今这样高涨,不过也在愈演愈烈中了。如今世界正处于大变局中,理性保守主义作为政治基础的重要性,随着风险和危险的增加以及我们周围现实的脆弱性而倍增。

图为演讲之后普京答问。

保守主义不是无知的传统主义,不是对变化的恐惧,也不是拖延战术,更不是故步自封。这是对经过时间检验的传统的依赖,人口的保护和增长,评估自身和他人的现实主义,任务的主次分明,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关联,制定目标的慎重,并对极端主义方式的原则性拒绝。坦率地说,即将到来的全球重建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其最终构想还不确定,所以在我看来,温和的保守主义是最明智的行动方针。它将不可避免地在某个时候发生变化,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伤害——这是一种医学指导原则——似乎是最合理的原则。就像他们说的那样,“不伤害”(Noli nocere)。

同样,对我们俄罗斯人来说,这些不是推测性的假设,而是我们从艰难的、时而悲惨的历史中吸取的教训。社会实验考虑不周带来的代价有时是无法估计的。这类行为不仅会破坏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也会破坏人类生存的精神基础,留下道德的残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构建任何可以取而代之的东西。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我们非常明白,只有依靠密切的国际合作,世界一直面临的许多紧迫问题才能得到解决。然而,我们需要认清现实:自20世纪末以来,我们一直听到的关于拿出全球解决方案解决全球问题的多数漂亮口号,永远不会实现。为了达成全球解决方案,国家和人民必须将他们的主权权利转移到超国家的结构中去,其程度鲜有人会接受。这主要是由于你必须为这些政策的结果负责,负责对象不是某些全球公众,而是你的公民和选民。

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为全球挑战的解决方案施加一些克制。毕竟,全球挑战是对我们所有人的共同挑战,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特别挑战。如果每个人都看到了在克服挑战过程中能从合作中获益的方法,合作必定会更加顺畅。

为了促进合作,我们可以采取很多方法,比如,在联合国层面上起草一份具体国家面临的挑战和威胁的清单,并详细说明它们如何影响其他国家。这样可以让不同国家和学术领域的专家参与其中,包括你们,我的同事们。我们相信,制定这样的路线图可以激励许多国家从新的角度看待全球问题,理解合作能为他们带来的好处。

我已经提到了国际机构正面临的挑战。不幸的是,现在的问题明显是改革还是关闭某些机构。联合国作为核心国际机构,至少在目前仍保留着其持久的价值。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动荡的世界里,正是联合国为国际关系带来了一丝合理的保守主义,这对局势的正常化非常重要。

图为2015年普京在联合国大会演讲。

许多人批评联合国未能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事实,但其成员应对此负责,而不是联合国本身。此外,联合国不仅改善了国际规范,还促进了制定规则的精神,其基础原则是平等和最大限度地考虑每个人的意见。我们的任务是在改革组织的同时保留这一遗产。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需要确保不会像俗话说的那样,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扔掉。

这不是我第一次利用崇高的讲台发出呼吁,要求采取集体行动,以正视不断堆积并变得更加尖锐的问题。正是由于你们,朋友们和同事们,瓦尔代俱乐部正在或者已经成为一个高调的论坛。也正因为如此,我希望通过这个平台,重申我们愿意共同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朋友们,

其他人先前提到的变化,以及你的真实想法,事关所有国家和人民。俄罗斯当然也不例外。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我们正在为时代最紧迫的挑战寻找答案。

当然,没人有任何现成的方案。但我敢说,我们的国家有一个优势。我来解释一下优势何在。它与我们的历史经验有关。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在发言过程中多次提到了这一点。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带回许多悲伤的记忆,但至少我们的社会已经形成了他们现在所说的对极端主义的群体免疫力,这有利于扫平动乱和社会经济灾难。人们真正看重的是稳定,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并且在繁荣的同时能够坚信另一群革命者不负责任的愿望不会颠覆他们的计划和愿望。许多人对30年前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对苏联解体后国家和社会摆脱困境所经历的所有痛苦记忆犹新。

我们所持的保守观点是一种乐观的保守主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寄希望于稳定、积极的发展。这一切主要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当然,我们也准备好与伙伴们为共同的崇高事业而努力。

再次感谢所有与会者,感谢你们的关注。按照惯例,我将很乐意回答或至少尝试回答你们的问题。

感谢你们的耐心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