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我们应如何面对人口负增长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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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读:我们应如何面对人口负增长的到来?

2021年05月11日 13:04:37
来源:中国慈善家

未来要尽可能让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时间往后推。

“人口峰值会在未来达到一个峰值,但负增长时间的到来还存在不确定性。”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5月1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如是说。

当天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国总人口为141178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0年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数据表明,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和上一个10年相比,数据略有下降。第六次普查结果人口增长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

据了解,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采用电子化登记方式,与身份证信息系统相匹配,并依托了云计算,大数据等核心技术,因此被认为是中国近30年来准确率最高的一次人口普查,备受期待。然而,这次普查结果的发布,比预计晚了一个月。

原定4月上旬发布的数据迟迟未有公布,引发外界猜测。在4月16日召开的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解释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准备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发布信息的基础上,增加发布更多更细的信息,同时大幅增加普查公报数量。为此,此次普查发布前的准备工作也相应有所增加。

此前,各地通过各种口径透露的数据显示,人口增长速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或趋缓,这也使得“人口负增长”的问题再次引发焦虑。但是4月2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信息称,2020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

“总人口的正增长是正常的。人口增长具有惯性,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到人口开始负增长,其中有一个时间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舸向《中国慈善家》表示,日本总和生育率大约上世纪70年代降至更替水平,目前已经持续了十多年人口负增长。中国总和生育率上世纪90年代降至更替水平,人口负增长大约5~10年后开始。

人口拐点要来了?

“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10年前甚至20年前,学界就已经预测到了这一问题。”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彭希哲告诉《中国慈善家》,数十年来,中国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过渡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再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最后进入到“负增长”,本身就是一个人口转变的过程,也是人口变动的自然趋势。

人口负增长实际上包含两个内容,一是人口自然变动的负增长,就是每年出生的人口低于死亡的人口。二是人口的负增长,除了人口自然变动以外,还包括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状态,比如一些欧洲国家通过移民政策,实现总人口的增长。

持续的低生育率是人口增长趋缓的一个重要因素,“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2016年、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大幅增加,分别超过1800万人和1700万人,较政策实施前多200万人和100万人。但2018年出生人口的数量有所回落, 2020年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

在杨舸看来,影响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多种多样,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生育率越低,这其实是工业化过程中,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和子女观念的变化。具体到中国,从计划生育政策开始之后的20年,是以政策引导下的生育率下降为主。但近年来,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小,更多反应的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引发的生育观念的转变,也是自主性的生育率下降的自然过程。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大大延长了人们的寿命,使得老年人口大大增加。按照此次公布的数据,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8.70% ,比2010年的13.26%上升了5.44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一段时期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

人口焦虑

少子化叠加老龄化,不仅加速了人口负增长的到来,也引发了一系列担忧。 首先面临的就是养老问题,从三代同堂的421家庭到未来四代同堂的8422甚至8421家庭,家庭养老负担或越来越重。

“实际上,现在家庭的规模越来越小,代际之间的人在逐渐减少,再用家庭承担养老的模式已经不现实,而应变成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互为补充,共同来支撑老龄化挑战。这就需要有大量的社会养老,政府养老,企业养老。”彭希哲认为,人口态势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养老模式的变化。

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另一个挑战是劳动力总量的下降,由此带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制造业开始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这也是此前一些发达国家面临的状况,尽管有巨大挑战,但一些国家应对得很好,比如日本。”杨舸表示,近十年来,日本尽管经济增长率不太乐观,但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很强,科技发展也一直处于前沿,虽然老龄化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但整体上还处于国富力强的状态,人们的生活也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所以说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肯定也要走这么一条道路,把整个社会的生产率提上来,在有限的劳动力供给情况下,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养活整个老龄化人口。”杨舸说。

彭希哲则认为,劳动力的减少并不是实际就业人数的减少,而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即劳动年龄从15岁到59岁的人口,这是不同的概念。每个年龄段的人口要乘上经济活动参与率,中国目前大概在76%左右,也就是3/4的人口在劳动年龄段是有工作的。

“真正减少的并非实际劳动力,而是潜在劳动力。”彭希哲表示,如果按照60岁退休开始算,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就开始慢慢下降,按照65岁退休开始算,则从2015~2016年开始下降。

但在这次发布会上,宁吉喆表示,劳动力人口资源仍然是充沛的,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人口平均年龄是38.8岁。

尽管中国劳动力总的数量供给在减少,但是质量要比过去大大提高。按照此次公布的数据,16~59岁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从2010年的9.67年提高到10.75年,人才红利新的优势在逐步显现。

实际上,中国的人口转变,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平衡。“现在劳动力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劳动力的总量的问题,而是劳动力的结构问题,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和质量的提高还不同步,造成结构性失衡。”彭希哲说,如果劳动力素质的快速提高,能够跟整个中国的产业或者经济转型同步,由于简单劳动力减少而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就会下降很多。

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中国采取了延迟退休年龄的措施,在彭希哲看来,逐年延长退休的举措将大大缓解养老压力,让有劳动能力的老人也能在一定程度增加劳动年龄人口。为帮助老年人适应未来高素质高技能的就业需求,他建议将老年大学纳入综合教育体系,以帮助老年人适应就业的需要。

迁移的中国人

在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中,人口流动的现象进一步加剧。数据显示,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流动人口为37582万人,比2010年分别增长88.52%和69.73%。流动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聚集。

而从城乡人口来看,十年间,中国城镇人口增加23642万人,乡村人口减少1643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

这些年来,人口的流动造成了一部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和城市间人口发展不均衡,人口从乡村大量流入城市,特别是都市圈和一线城市,造成这些区域人口趋于饱和,不得不控制人口,甚至进行疏解。而在东北和一些三四线城市,人口大量减少,养老压力大大增加。数据显示,十年间东北三省总人口减少1101万人。

“东北等城市的人口萎缩现象,一方面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造成,另一方面可能也有产业变化的因素,过去一些资源型的城市,或者老工业城市,其产业能聚集人口,随着产业衰弱,人口聚集能力也就下降了。”杨舸认为,随着产业发展,人口格局发生变化,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比如美国底特律,曾是福特汽车制造的中心,现在也逐渐衰落。

“人口流动的活跃也是经济活跃的体现,同时也能更好发挥劳动力市场资源优化配置。” 在杨舸看来,人口流动关系到中国整个城镇化发展的格局,在过去这些年,中国整体的发展方针还是以东部沿海的城市群为主,此外,以中西部中心城市辐射周边城市群,通过以大带小,以点带面的方式来实现城镇化发展。“我们需要用更深层次,创新性的发展思路来应对整个城镇化的格局,包括城市体系的发展。”

“只要有区域之间的不均衡,只要是人口是可以自由迁移的,那么这种人口往发展快的地方迁移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彭希哲认为,对于人口空心化,不能笼统谈利弊,从国家层面,自然是希望区域均衡,在政策中也做了一些调控,但有些政策从现象上来看还有一点矛盾,比如新型城镇化是要把更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而乡村振兴则希望把最有创造力,最能干的劳动力留在农村。无论东北振兴还是中部崛起,西部开发,都需要大量的人才。“但由于文化、气候、环境,甚至人们对劳动的态度都有很大差别,地区性的不均衡成为必然。”

从这次数据发布情况来看,整个中国的人口的发展,近期还是处于缓慢增长态势,但是一些人口的发展状况会进一步的延续。彭希哲举例,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所造成人口供给不平衡,在未来十年间将可能进一步的激化。

此外,这次公报中专门谈到人口性别比,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3490多万,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加快,以及出生性别比对婚姻市场的挤压,在未来的十年间还将成为影响中国生育的重要因素,“这将是一个比较严峻的态势。”

而人口老龄化,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将进入一个更快的通道,因此,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各项工作,包括制度设计,养老金,老年人的公共服务等都需要要在老龄化之前抓紧完成,尽可能完善制度安排。

彭希哲认为,未来要尽可能让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时间往后推,所以在十四五期间,尽可能的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也将成为政府在人口调控领域的一个重要任务。从此次发布的数据来看,近年来的生育政策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在学界看来,“最好的生育政策就是国家不再直接管理生育,无论是控制还是放开。”

他更倾向于通过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提供男女平等的氛围,让男性更多参与家庭等方式来鼓励生育,“但从世界来看,各国鼓励生育的政策对于提升生育水平的作用微乎其微,主要还是防止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

“生育率在一定的政策条件下能小幅度的攀升,但是要攀升到多高,甚至到能直接决定或者影响改变未来人口趋势的地步,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杨舸认为,负增长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一种状态,人口老龄化实际上是已经确定了的,不能改变的状态,人口的生育率的波动只会加快或者趋缓,但是整个趋势无法改变的,“我们所做的应该是如何更好地迎接挑战,同时,积极看待负增长,如果将人口的变化放到一个更大的视野中,放进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你会发现,历史上也会存在某一个时间段的人口增加或人口减少的趋势,这其中隐藏着一些自然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