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京过年，他们对生活起了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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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过年，让许多人第一次有机会审视自己在大城市的生活和道路。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648个故事

一

孙郁和母亲在异乡北京生活了二十年，在昌平买的房子里。

12月31号那天，满朋友圈的人都在跟晦气的2020告别，孙郁象征性地开了瓶红酒。她想说点什么，醒酒间歇，孙郁发现自己对新的一年没有任何期待。疫情期间，孙郁创业失败，好一段时间没有正经工作。她理智预感自己2021年也不会太好。

事情果然就这么发生了。北京疫情再起，为了防控疫情，回老家过年手续繁琐得几乎无法成行，这对孙郁来说不算特别重要的事，她不见得多愿意回老家。让她感到头疼的是老太太，她告诉老太太消息的时候，老太太正在房子里算计着带什么回去，孙郁的话头让老太太所有算计停下来，她明显看见老太太失望了。

那天起，孙郁和老太太每天面面相觑地在屋子里待着，腊八过去了，房子里什么都没置办。孙郁的失业焦虑还没来，八十岁的老太太先感觉到不安。

“要过年了，你不去挣钱，我们的年还能过去吗？”老太太问孙郁。

“怎么就过不去了？”孙郁想，老太太是担心她孙郁养活不了自己，还是养活不了她呢？股票亏了，创业失败了，但过年那天买一点带皮的猪五花烧一顿红烧肉还是有能力的。

活到四十岁，孙郁经历过离婚、失业、创业失败，好不容易在起起伏伏的日子里淡定下来。老太太说来也算北漂，她跟着孙郁北漂二十年，就“足不出户”了二十年。她没去过天安门，没进过故宫，她崇拜领袖，却一次也没跟着天南地北的人在纪念馆前排过队。她活动的范围在小区五里内，上上下下，走走停停。

有时候楼下保安看她眼熟，想和她热情打招呼，她慌得赶忙一边去。旁人愈热情，她心里愈害怕。

孙郁害怕母亲哪天突然倒在家里头，而自己在外面完全不知道。她在这座城市经营二十年，却没有一个想的出名字的、能在关键时候共同分担的朋友。这让孙郁惦记起老家的好。九十年代的南方农村，不管白事红事，大家伙都亲热。一点事情乡亲们前呼后喊，奔走相告，人情欠下了也不必惦记。孙郁家过去穷苦，想来应该欠了不少人情，她都记不清了，老太太也没同她说过。

千禧年后，孙郁远走北方。老家人提起她，一边羡慕，一边叹气。他们羡慕孙郁在房价大涨前赶上趟，在北京买了房子，同时叹气她的房子不像家，没有老公，没有孩子。

孙郁是新时代女性，不认同老家人以为女人必须婚姻美满、儿女绕膝才是成就的看法。但她有时候也觉得落寞：买了房又怎样，在这里，她是异乡人。

十几年前她试过在北京过年。2008年，湖南遭冰灾，耽误了全国的交通网，许多人因此回不去家。孙郁在天涯上看到广州火车站的帖子，人们带着给孩子买的新鞋，给老母亲买的保健品，大包小包随意瘫坐在车站。

那年，老太太在老家，孙郁一个人在北京的房子里。除夕晚上，孙郁在北京的房子里烧开了水，泡了一桶面。电话里她和老太太绘声绘色说自己正和朋友一起，做了很多菜，开了几瓶酒。大家准备看春晚守岁，晚一点她还要教他们打牌。

老太太什么也没说，就问了一嘴：朋友们一起，可你那边怎么听着这么安静呢？

孙郁捂着脸挂了电话。

13年过去了，历史总是以不同的方式重演。这一回是新冠疫情挡住了异乡人回家的脚步。

老太太兴许过不了几个年了，孙郁想叫她高兴点，决定打起精神置办年货，为了老太太好好过个年。她努力回想湖南老家的习俗。一大桌的菜，十几二十个盘端上来，不求色香味俱全，但求看着气派。老家的麻将桌，三姑八姨坐在一起，掏一叠崭新的红钞票摆面前。还有她给子侄辈包的红包，从初一给到十五，那是好大一笔花销。

孙郁以为自己早忘了这些，二十年来，她努力做个城市人。“年”再次把她打回原型。她可以对年不盼望，可一年一年不回去，人生不知不觉就堆积起了遗憾。

就在前几天，她的舅舅，老太太七十多岁的弟弟去世了。在南方湿冷的冬天里，老家响应号召，不大办葬礼，冷冷清清的一口棺材、一身寿衣就把舅舅往山上埋了。老太太在北京的家里嘤嘤抽泣。

“我虽然老了，可怎么也想不到，我的弟弟有天死在前面。”

她掏出手绢，慢吞吞地朝眼角拭泪，孙郁看得心酸。

“但他也算是好的，好歹死在老地方，落叶归根。你说，”老太太转过头看孙郁，“我会不会有天死在北京的房子里，你在外头，却不知道？”

二

小林是孙郁在北京为数不多的朋友，过年不回家的消息，小林告诉了远在湖北的父亲。

来北京两年，小林自认和家里保持着很少联系的默契，对各自来说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今天是重要日子，小林升职了，马上要上台讲升职后第一次汇报ppt。她瞟了眼坐在首席的领导，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此时全神贯注盯着手机。

父亲电话打了进来，小林挂了，父亲又打，她继续挂。

手机屏幕反复亮起，“难道是家里出事了？”小林想。

其实领导和父亲差不多年纪。“倘若他的女儿此时疯狂给他打电话，他会不会放下所有工作去接听？” 小林漫无边际地想。

父亲的来电显示到第13个的时候，小林的电脑刚接上办公室投影仪。她犹豫片刻，盖住电脑，冲出办公室。

“你怎么了？”小林躲进男同事抽烟的楼梯间，压低了嗓子接电话。

“你住在北京顺义？”父亲问。

“是的，怎么了？”

“我给你做了些吃的，寄快递，结果快递员不发。今天我把家附近所有的快递公司联系了一遍，他们说现在北京顺义疫情爆发，被封闭了。外头的东西进不去，里面的人也别想出来。”

小林松了口气，瘫软在楼梯间扶手上：“你就为这么点事给我打电话？没事的。我可以不吃，现在要去开会了”

小林准备挂电话，父亲的声音突然哽咽起来。

“我！”

“我只有你一个女儿，你要出去看世界，我不拦你。两年来你也没告诉我你住在哪儿，快递地址还是问别人要的，我才知道你就在顺义，那里疫情这么严重，你还好吗？”

这一连串的问话让小林有点懵。

父亲一辈子没哭过。至少在她面前，他一直严肃的、沉默，像一座山一样不可撼动。几个快递员的话竟让父亲哽咽，小林没有想到，接着湿了眼睛。

年前，北京顺义发生了疫情。起初只有一例确诊，后来确诊了一连串人，紧接着，顺义宣布进入战时状态。

“战时”这个词叫小林紧张。

不过眼下更让她紧张的是，父亲问她到底过的好不好，她该怎么回答。

2020年12月31日，她进入隔离期。那一天，朋友圈里全国各地不同职业、不同信仰的人都在兴奋告别2020 。他们在酒吧、餐厅开怀畅饮或者痛哭流涕。小林在家里，查找前一天在零下十度的天气里排队做的核酸检测报告。

小林明白，自己每天戴紧了口罩，也很少交际生活，不容易被感染，她不慌张。

但身在湖北的父亲母亲不一样。他们年纪大了，偶尔打电话来，小林只说一切很好，说自己正常吃饭和工作，新发地、感染者和自己都没关系。

小林努力隐瞒的一切，父亲母亲还是知道了。对经历过年初武汉一切的小林父母来说，记忆还没有远去，那会一辈子印在经历过的一代人心里。

“别听那些快递员胡说八道，谣言从上面传到下面，芝麻总能说成西瓜。他们夸张了，我等会就去给这些快递客服打投诉电话。”小林顿了顿，觉得这些话可能不会叫他们放下心，只能继续解释：“就是几个中风险地区，以小区为单位封闭。辛苦你们了，都做了些什么？”

父亲笑了，开始给小林介绍菜单。他是厨师，做菜是他的内行。

湖北的藕最好，新鲜的湖藕像少女粉嫩的双臂，和筒子骨炖汤，或者磨碎了做点心，都是小林从小爱吃的东西。

卤味自然是要有的，他每一份装好，做真空包装，给她刷微博看电影的时候做零食吃。

过年，小林家还要吃豆腐揉碎了捏的丸子，滚烫的热气蒸熟后鲜嫩且富有弹性。小林家过年总要吃蛋饺。煎巴掌大的蛋皮，里头包肉或者熟糯米，都是除夕餐桌的仪式感。

不同的食物用不同的包装和运输方式，父亲如临大敌忙活了一整天。

长大后，小林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喜欢去天南地北的网红餐厅排队。父亲记得小林爱吃的每一道菜，只是她不太搭理。如今，这些东西她一件也不能收到。和父亲说着电话小林想起最近看到的新闻，河北、黑龙江、吉林、北京大兴逐一发生了疫情。为了防控疫情，全国各地开始防控返乡人员，各个地方要求不一样，有的要7天内的核酸检测，有段时间，一些地方宣布从低风险返乡要隔离14天。

“2021大概率没有春运了。”小林想。

“你想好那天怎么过了吗？”，父亲问。

“没想好。”

“我替你想想。”

父亲说：或者你可以辞职回来，不走了。生长在家，家永远不会亏待你。

三

芦生不像小林，没有那些凄凄切切的情绪。预感到2021年的春节不能回家，他第一反应是——省了一大笔钱。

芦生是广西贺州人。从北京到贺州两千多公里，自驾不堵车的情况下要三十个小时。2008年到北京上大学后，芦生每年春节回家要走一条漫长的路，先从北京买火车硬座到桂林，236块钱的普快车车票，路上耗时27小时。到桂林后坐大巴，到贺州4个小时，车费100块。

芦生家在贺州八步区铺门镇的小村里，要再坐两小时的小巴才能到。这条路极其难走，水泥路面早被运输货车压坏，两小时车程摇晃下来，芦生的身子骨几乎要跌散架。

几年后，北京到桂林的高铁开通了，二等座10小时30分钟，809块。芦生偶尔看一眼机票，想着有没有可能捡漏。但大多情况下，春节的航班价格看不得。

由此一来，回家对芦来说可望难可即。

芦生的老家贺州是一个不太知名的城市。它在广西历史悠久，但芦生想不起太有意思的事，甚至没有哪个历史名人可以拎出来代言。芦生记得老家边上有一片一望无际的甘蔗田，甘蔗长起来把房子都淹没了，收割的时候酱红的身杆儿长得像树林一样茂盛，奶奶一天要去看好几次。

年轻时候，芦生奶奶种甘蔗很得力，靠着那片甘蔗田，前后养活了7个孩子，后来又养活了芦生。

芦生还有两个弟弟，光靠奶奶的甘蔗地不够了，父亲母亲因此很早就去了广东务工。很多年里，芦生就是新闻报道里的留守儿童，好几年见不了父母一次。小时候芦生盼望过年，因为父亲母亲可能会回来，他总是在寒假前就开始等父亲的电话。

大多数时候芦生都会失望。父亲总在电话里说：回不来，路途太远，车费贵。他要挣钱供他们读书。

父亲的话，芦生二十年后在从北京到桂林的火车上才明白。

远，是真的远，贵，是真的贵。

芦生一家几代都靠勤奋和努力维持温饱，这些钱能省就省了。不回家过年，父亲省去的还有另一笔“难以启齿”的费用——每年要给老人小孩、给亲戚们发的钱。

芦笙算过一笔账。每年春节回去，他要给奶奶一千块，给爷爷一千块，这是不能省的。芦生下头两个弟弟，最小的在读书，作为已经工作的大哥，他要时不时接济他。老二读书少，结婚了，却没有正经工作。每逢芦生过年回来，老二总是向芦生“借”钱，四百五百，一千两千，借完老二总说下次还。芦生还没等来他说的“下次”。

芦生开始工作几年后，父亲母亲年纪大了，回贺州老家琢磨生计。父亲首先要把老房子重新修葺，芦生理所应当支持父亲。父亲后来想创业，想在村里养十来头黄牛，这需要不菲的起步资金，那一年，父亲在年夜饭桌上向芦生“借”了六万块。对芦生来说，那是笔数目不小的钱款。

今年芦生32岁，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当编辑。在行业内，编辑，尤其文学编辑被形容为“用爱发电”。他们领着微薄的薪资，输出的却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和梦想。芦生工作第一年，薪水扣除五险一金不到四千，后来去了大型出版社，挣的钱才勉强够寸土寸金的北京养活自己。

曾经，芦生以为用普鲁斯特一样的文学梦养活自己就可以了。那顿年夜饭上发生的事，才让他发现生活与文学相差甚远。

他感谢疫情，不回家过年能省下好大一笔钱。芦生省下了来回的路费，省下打发给亲戚小孩的，给不争气的老二的，甚至是给父亲母亲和奶奶的钱。这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伦理孝道，但芦生理智考虑，他需要这么做。

早在疫情之前，芦生就在北京过过年。

那一年他在出版社工作到春节前最后一天，同事大多回去了，下班后，芦生在社里头翻开白先勇的《台北人》。翻着看着，他突然觉得这本书叫《异乡人》更加合适。白先勇在台北写广西，才有《台北人》，在广西写广西，顶多只能算一些散文杂记。

在中国最喜庆的节日里，芦生在北京感受到清冷和孤寂。芦生想起，在贺州老家，除夕晚上过了十二点就开始放鞭炮，远近十里劈里啪啦响个不停。北京这么喧嚣的城市，三十晚上冷静得如同鬼魅。

芦生谈不上喜欢城市，又不能逃离城市，他的梦想是将来在桂林买一套房子。不过为此他还要在北京工作多少年呢？编辑的工作、文学的梦想是否支撑的起芦生一套房子的首付？他开始思考。

芦生又想起来北京前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作家，像莫言一样。山东高密那片红高粱孕育出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芦生没那么大的野心，但他曾经想过，也许贺州老家的那片红甘蔗，能让他文思泉涌，写出另一个九儿的故事。

来北京这些年，那些曾经关于文学的梦想还在吗？

不在了。

早在第一次过年不回家的时候，芦生的梦想就悄然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