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中国第一病”,凭什么感谢一个美国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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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中国第一病”,凭什么感谢一个美国老头?

2020年11月01日 08:05:03
来源:酷玩实验室

10月28日, 中国摘掉“乙肝大国”帽子 的新闻,登上了头条。

据报道,十三五期间,中国5岁以下儿童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率降至1%以下,被世卫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典范。

其实,乙肝大国摘帽,只是中国在“十三五”期间取得的一个“小小的”进步。

在这张“健康中国”的成绩单上,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一岁、基本医保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慢性病过早死亡率比2015年降低了10.8%……都是不容忽视的成就。

为什么单单“乙肝摘帽”上了热搜?

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发布的公告显示,全球约有2.4亿慢性乙肝患者,其中, 超过三分之一生活在中国

再往前数20年,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推算,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约为1.2亿,是 全球肝炎负担最重的国家

这就相当于,中国每10人中就有1人是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预计每年约有40万人死于与肝炎有关的并发症。

乙肝,被称为「中国第一病」

而今天,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大约为7000万,通过现代医学手段,有的患者甚至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状态。用张文宏医生的话来说, 乙肝虽未被根治,但已经被克服。

更重要的是,在乙肝疫苗预防接种、防治结合的控制策略下,我国5岁以下儿童乙肝病毒携带率已经降到1%以下。

这意味着, 新的一代,终将摆脱乙肝。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这个成就的背后,有数不清的医生、生物、科研工作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我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很多媒体都在感谢一个外国老头。

一个外国老头,放弃百亿,让中国人远离乙肝,我们真的欠他一声“谢谢”吗?

1

这个外国人,是时任美国默沙东(默克)公司的总裁罗伊·瓦杰洛斯。

1986年,默沙东公司研制出人类第一支重组rDNA乙肝疫苗,并获FDA批准上市。

彼时,国内第一次乙肝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乙肝病毒感染率在9%以上,超过国际社会8%的标准,属于乙肝严重的高流行区域。

而当年中国的疫苗生产,还不具备工业化、标准化的能力,面对乙肝大爆发,只能引进默沙东的乙肝疫苗。

疫苗研发的投入,动辄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但当时的中国,根本无力承担这样的价格。

最后,经过双方谈判,默沙东将重组酵母乙肝疫苗技术转让给中方, 只收取700万美元作为培训费用,不收取专利费和利润 ,也不在中国市场出售乙肝疫苗。

促成这项合作的,正是默沙东时任总裁罗伊·瓦杰洛斯。

在20年后的采访中,瓦杰洛斯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我很焦虑,时间很紧迫,我想保护孩子们免受这种致命疾病的侵袭。中国的新生儿应该在出生 24 小时内接种它……”

如此说来,瓦杰洛斯堪称“中国乙肝之父”,提到乙肝不感谢瓦杰洛斯,就是不知感恩。

中国人当然要感谢瓦杰洛斯的“慷慨”,但某种程度上, 这只是一种商业行为

1986年,默沙东研制出第一支重组rDNA乙肝疫苗的时候,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等单位研发的血源乙肝疫苗也正式投产。

我找到了《中国医院管理 1986年01期》的一篇文章——黑龙江为10万人减免了100万元乙肝疫苗的经费,注意,是国产疫苗。

也就是说, 中国和美国在乙肝疫苗的研制上,几乎是同步的。

只是,中国研制的血源乙肝疫苗,以乙肝大三阳患者的血浆为原料,加工得到抗原原液,需要大量采血,无法保障稳定供应,并且受制于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条件,操作人员也有感染的风险。

相比之下,默沙东的基因工程疫苗,从培养酵母菌、收获酵母细胞、纯化抗原等一系列操作,都在流水线上完成。

为了控制乙肝蔓延,卫生部考虑引进默沙东的乙肝疫苗,同时,国内自主研发的基因工程乙肝疫苗项目也在同步进行。

很多人不知道,关于引进默沙东乙肝疫苗的那场谈判,是 十分艰难 的。

中方希望引进疫苗的技术和全套生产线,被默沙东拒绝了。

默沙东希望直接向中国出售成品疫苗,单次免疫需要3针,总价最低100美元,中国是个庞大的市场,以1.2亿感染人次计算,少说也能赚个100亿美元。

但这笔钱对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天价,默沙东即使卖给中国,普通人也买不起。

默沙东是想在中国市场赚钱的,卖不出去怎么行?

由此,谈判的重点变成了“技术转让”——最初,默沙东给出的报价是1000万美元,后来价格压到了700万美元,只包括生产线,不包括技术专利——这才是商人的本质。

但中方给出的答复却是: 如果不转让技术,生产线卖一分钱,中国也不要。

1988年,国产血清乙肝疫苗量产,同时国际医药巨头史克必成蠢蠢欲动,默沙东发现,如果咬紧钱不松口,自己将失去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

经过再三权衡和谈判,1989年,默沙东同意将乙肝疫苗技术专利以700万价格卖给中国,并给自己贴上了一个金光闪闪的标签—— 默沙东以人道主义国际合作的名义,将技术“捐赠”给中国。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当年,默沙东一位专家和中方一个老工程师闲聊,问他,“你知道我为什么飘洋过海来中国吗?”

老工程师英语不好,着急半天,只想出一个词,“For……for money(为了钱)?”

我不知道这句话有多少玩笑的成分,但亲身经历过的老工程师,可能只是下意识地说出了心里话。

今天,全球乙肝疫苗市场已经被四大公司瓜分,默沙东为其中之一,这里面有多少钱,是从中国赚的呢?

2

上世纪70年代,全球对乙肝病毒的流行还在研究阶段,认识不足。1963年,一个美国生物学家在澳大利亚土著的身上,发现了乙肝病毒抗原,并带着“种族歧视”的心态,将其命名为“澳抗”——是不是有点熟悉?

到1970年,伦敦学者在乙肝患者的血液里发现了乙肝病毒颗粒,给乙肝病毒定了性,此时的中国医学界,才知道肝炎还有乙肝这一分类。

1973年,北大人民医院成立肝病研究所,创始人陶其敏教授和副所长冯百芳教授一起,开始研究乙肝病毒,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和表面抗体的检测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陶其敏和冯百芳还有一个好朋友——德国人米勒·汉斯——因为反感法西斯,米勒在1939年来到延安,并加入了中国籍,人们习惯称他为“米大夫”。

陶其敏、冯百芳和米勒

1975年,中国的第一支乙肝疫苗诞生了。

按照国际惯例,疫苗首先要在大猩猩身上试验,但短时间内,却找不到合适的实验用的大猩猩,陶其敏心焦如焚,“大家当时着急呀,都想知道这支疫苗到底有没有用。而且患者又增长非常快。”

最终,陶其敏决定, 自己来做那只“大猩猩

她告诉家里的两个孩子,“妈妈要打一种针,可能会得病,你们暂时离我远点。”

3个月后,抗体出现,中国研制的乙肝病毒疫苗,成功了。

在随后的10年间,中国对于乙肝病毒的研究,一直和世界同步。

1985年,中国本土的乙肝灭活疫苗正式得以获批生产, 正是因为有了陶其敏、冯百芳、米勒等这些生物科学工作者的投入,中国和默沙东的谈判,才更有底气。

1992年,中国将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管理,同年,默沙东也在中国成立了分公司。

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在参观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生产车间时,“眼中噙满泪水”。只是当时,乙肝疫苗和接种费,需要自己支付,因为“当时我们国家还穷”。

因为价格高,当时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率仅为30%。

乙肝疫苗的计划免疫管理,够不到贫困地区的新生儿身上,一直是陈敏章的心病,即使病危时,他还心有牵挂,对前来探望的朱镕基总理诉说遗愿,希望成立一个 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 ,让贫困地区的新生儿,也能及时接种乙肝疫苗。

2002年,乙肝疫苗进入免疫规划,实现疫苗免费,到 2005年,乙肝疫苗被纳入了国家一类疫苗,全部免费接种。

那一年的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分会上,有人在会上提了一个要求,到2012年,把5岁以下儿童的慢性乙肝病毒感染率下降到 1% 以内。

考虑到当时中国的人口基数,目标改成了到2012年,把5岁以下儿童的慢性乙肝病毒感染率下降到 2%,最终达到 1%。

疫苗接种的9年后,2014年,全国肝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5 岁以下儿童的携带率已经降到了 0.32%,2017 年,乙肝治疗也纳入医保报销。

所以说,中国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应该感谢的并不是外国人,而是曾为之付出的每一个中国人。

3

人类社会和乙肝病毒的相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一段时间内,由于信息的闭塞和对乙肝的恐惧,歧视曾无处不在。

90年代,很多文件对乙肝携带者设置了毫无依据的 职业禁入 ,公务员、餐饮行业,都不会聘用乙肝病毒携带者。

200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的周一超,在公务员考试中,拿下了笔试第三、面试第五的成绩,但在随后的体检中,因为携带乙肝病毒,周一超失去了入职资格。

痛苦的周一超拿起菜刀,最终造成招考工作人员一人重伤,一人死亡,轰动全国。

自此,很多乙肝病毒携带者及其家人,走上了义务宣传乙肝、坚决反对歧视的道路。

他们走上街头,承认自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冒着被“歧视”的风险,向过路者宣传乙肝病毒知识,告诉大家,乙肝主要通过性,血液,母婴等方式进行传播,共用餐具、拥抱、接吻、咳嗽或打喷嚏,均不会传播乙肝病毒。

2005年,公务员录用标准正式取消对乙肝携带者的限制;2007年,全国人大通过《就业促进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以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2009年,曾致力于消除歧视的乙肝病毒携带者雷闯,拿到了中国第一张乙肝病毒携带者的食品卫生健康证……

乙肝歧视,正在渐行渐远。

问题疫苗也曾让很多中国人产生过“信任危机”。

2013年12月,人民网刊文报道,湖南3名婴儿近期接种了康泰生物生产的乙肝疫苗后,出现了严重不良反应,其中2人死亡。

尽管最终的调查结果显示,深圳康泰乙肝疫苗不存在质量问题,与疫苗事件无关,但“疫苗之殇”的照片泛滥网络,引起人群恐慌。

2018年,长春长生的问题疫苗,更是引发新一轮的信任危机,但有的家长甚至不愿意带孩子接种疫苗。

我在《抵制疫苗,是人类走向毁灭的第一步》里曾经写过,各怀心思的人群借着这一股信任崩塌的“东风”,鼓吹疫苗有害,抵制所有疫苗。

我想再强调一遍,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一个疫苗有问题,就干脆拒绝所有的疫苗——我们应该 相信国家的决心和力量 ,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迎接疫苗改革。

今天,每一个新生儿都能接种到免费的乙肝疫苗,那些无法根治的乙肝患者,也有了更加“温和”的生活环境。

今天,中国肺结核报告发病率降低到2019年的55.6/10万,5岁以下儿童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率降至1%以下,中国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

我想,这一切只是开始,最终的“ 健康中国 ”,才是这个大国的宿命与担当。

尾声

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经济尚不发达,依然建立了基础的公共卫生体系,为全国人民接种疫苗,以对付天花、结核病、白喉这些更为可怕的瘟疫。

但由于对乙肝缺乏认知,医疗器械又稀缺,为了保证注射率,基层医院常常会将使用过的注射器经过简单消毒便重复使用,结果导致了乙肝病毒的第一次大爆发。

80年代后期,因为“有偿献血”政策,很多贫穷地区的人们大规模献血,很多地方甚至组织“集体献血”,作为脱贫致富的手段,但也造成了大规模交叉感染,制造了中国乙肝流行的第二个爆发期。

可以说, 中国的两次乙肝大爆发,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乙肝爆发之后,中国在积贫积弱的条件下,一边周旋于各方势力,一边还要解决外国制药公司的狙击,为国产乙肝疫苗谋出路,还要解决乙肝造成的劳动力下降,解决乙肝歧视,解决乙肝病人的费用问题…并最终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

一路走来,满是艰险。

这 其中艰难的岁月,正是因为有陶其敏、冯百芳们的辛苦攻坚,有陈敏章们的苦心经营,有雷闯们的积极奔走,有无数无名英雄的默默付出,中国,才成功摘掉了 “乙肝大国”的帽子。

今天,中国依然有7000万乙肝病毒携带者,在乙肝病毒的临床和技术方面,中国依然有很多地方需要突破,但我相信, 我们,终将摆脱乙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