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 看2020年以后的中国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十四五”规划重点内容和2035年的远景目标。10月30日，首场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召开，对“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做出进一步解读和强调。怎样分析“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发展方向和2035年的远景目标？实现这样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最核心的是什么？10月30日，《新闻1＋1》连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共同关注：“十四五”，看2020以后的中国。

从“全面小康”走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要跨过两个坎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IMF原副总裁 朱民：从小康走向全面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这是一个巨大的质的飞跃。在这个过程里，我国也会发生根本变化。中国今天进入人均GDP10000美元的水准，朝着12500美元人均GDP高收入国家的阶段走，进入了一个发展中特别重要，也很微妙的阶段，这个阶段人民通常会担心发生“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国际上很多国家，比如巴西、墨西哥、亚洲的马来西亚，都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从人均GDP3000美元走到10000美元，但是走到10000美元以后就停下来了。30年前是10000美元，今天还是10000美元，30年停滞，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在这里涉及到一系列质的变化，包括经济增长动力的改变、科技创新的能力、宏观政策的协调、金融服务的配合、政府的治理能力、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转换是巨大的。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IMF原副总裁 朱民：在今天，中国走向世界未来5年和15年还有一个很大的坎，就是通常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全球政治生态恶化，一些西方人士发动很多关于“中国赶超”的噪音，所以很多人提出了一个传统的“修昔底德陷阱”，是说赶超国家总是要挑战守成大国。这个政治环境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中国走向全面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也是必然的。我们怎么能跨越这个坎，能够在当今的政治生态恶化的情况下处理好国际关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宗旨往前走，这也要求国家从根本上，从我们小康概念走向全面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后的5到15年，影响和决定中国未来的30年和50年，因为我们要跨过这两个坎。

“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表明中国的定力、自信心、公信力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IMF原副总裁 朱民：在这个时期，做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提出了战略目标，指出了方向，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这两天我也收到很多国外友人评价，说当世界因为疫情，都在担心明天和下个月怎么办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未来5年和15年的规划，表明了在历史波动下的定力，表明了自信心。更重要的一点表明了我们的公信力，我们的透明度。中国向全世界说，这是我们未来要做的，告诉大家我们朝这个方向走，和所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人一起往前走。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气概，这是中国的大国风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它的价值和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IMF原副总裁 朱民：新发展理念的第一点就是创新，今天是科技的世界，疫情推动了大家对线上和科技的意识，全球政治生态的恶化使大家明白科技竞争是未来全球竞争的制高点。与此同时，科技创新是一切的动力越来越明显，所以新发展理念，这一次是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并提。还有协调，把以前有的一些不平衡的发展协调起来。还有在新发展理念中特别强调的，也是中国人特别骄傲的，是“绿色”。总书记承诺2060年中国“零排放”，在世界引起了巨大震动。当一些主要国家退出《巴黎协议》的时候，当世界对人类共同享有的气候变化担忧的时候，中国坚定不移地站出来提出一个绿色方案，这个理念很重要，因为这影响效率，影响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并且还是开放的。我们一定不是“关门”，在整个过程中是和整个世界开放、共享的，和世界共享，和百姓共享。

新发展格局简单说就是“双循环”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IMF原副总裁 朱民：新发展格局简单来讲就是双循环。双循环有非常深刻的内涵，它当然是一个内需问题，大家都要扩大内需，其实中国已经是一个内需主导的经济了。中国的进出口占GDP的比重，10年前达到10%左右，今天只有1%左右，所以我们基本是内需主导。双循环的核心是让国内的生产流通循环起来，这个特别重要，把一切放在我们自己的脚上，立足于我们自己的能力和科技，让它转起来，转的同时也要有效率。

朱民介绍说，双循环的两个点：一个是高科技的制高点。双循环起来，一定要有高科技，把“卡脖子”的技术解决掉，我们才能形成国内的双循环，才有条件和世界的循环结合。还有一个点就是高质量的消费，因为只有我们百姓有了高质量的消费，我们才能把这个循环循起来。

全面促进消费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关键点：科技、创新、保就业……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IMF原副总裁 朱民：消费很重要，因为所有生产的结果最终都是为了消费，我们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是为了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幸福感而生产。但从现在来看，消费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包括一般的居民消费，更多的是包括高质量的消费。我们很多消费品还是要靠进口，通过进口来满足百姓日益增长的财富能力和消费能力，这当然是对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推进和扩大国内的消费，满足各种不同层次的消费和高质量的消费，这是所有一切的起点，因为只有这样提高了百姓的生活质量，经济才能上去。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IMF原副总裁 朱民：消费提高的空间很大，但也不容易。“保就业”是个大事。只有把就业稳住，把收入稳住，消费才能扩大。这次在中央文件里特别强调的一点，在收入分配政策上，要倾向于劳动者和工作者，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要让劳动者占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消费就能提高。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消费。有了钱你也可能不消费，因为你想消费更好的东西而不想重复消费，这就需要科技和创新来推动更高质量的消费，来诱发居民潜在的消费能力，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 创新是关键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IMF原副总裁 朱民：想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想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创新是第一条。所以这次特别强调创新引领推动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推动创新，这个辩证关系特别特别重要。在过去40年改革开放中，我们采取的是全面拥抱全球化，“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技术也在外面，和全世界潮流一块走。但是到今天这个阶段，当我们人均GDP从10000美元走向12500美元高收入国家阶段时，效率、劳动生产力变得特别重要，增长的主要源泉不再靠投入资本、投入劳动力，而在于提高劳动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核心是科创。在历史上和世界范围内看，很多国家跨不过这个坎，就是因为劳动生产力上不去，科创能力上不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今天这个关键的时点上，提倡科创，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实现创新 中国可以“两条腿走路”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IMF原副总裁 朱民：实现创新，我们其实是有有利条件的，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生产科研系统，所以不完全是被人家“卡住”、“卡死”，我们完全有能力突破。我们是“两条腿走路”，第一条腿有两个方面：①政府和各级研究机构要加大“从零到一”的科研，比如量子计算、原材料、芯片、生物医疗研究等。②企业和市场要从优势出发，我称之为“逆向进口替代”。我们有庞大的市场，已经生产了很多东西，某一个产品卡在别人手里，就通过“逆向进口替代”把这些环节解决一个是一个，这会迅速解决掉一系列“卡脖子”的事情。第二条腿就是继续开放，继续和全世界合作。

改革、开放、创新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IMF原副总裁 朱民：我觉得它们是相互促进的。在今天这个时点上，创新变得特别重要，未来5年、未来15年、未来30年，创新都是最主要的动能。要向科技要劳动生产力，因为决定中国能不能跨过两个坎的就是劳动生产力。但创新不是孤立的，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需要改革，需要开放。比如需要科技体制改革、需要市场体制改革。中央这次下决心在新基建上花力气，新基建的核心就是在传统的人流和物流上加一个数字流，5G、大数据、云等等。有了新基建的高速公路枢纽以后，就需要让科技企业研究者来支持加入新基建枢纽，让所有企业和市场到这个高科技枢纽上来做平台、来落地、来做本产业的数字化。这两个环节都需要改革，都需要对现有的科技制度，对现有的市场制度等制度进行改革，也需要开放引入国际的知识和力量。所以这三个环节是互相促进的，但我认为在未来的5年、15年、30年，创新是最根本的。

个体如何分享国家大目标改革之后的红利？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IMF原副总裁 朱民：这次文件里特别强调的一点，所有的一切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福祉，所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消费，所以国家大目标改变以后，使得人民生活能更美好。这里有一些特别具体的指标：①居民收入会不断增长。②居民财富会不断增加。③居民生活环境会更加绿色，更加友好。④居民消费品会更加丰富，更加高质量。⑤居民环境会更加安全。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正在进入老年社会，现在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2.5亿了，占全人口的18.1%。进入老年社会以后，需要的保障、需要的社保、需要的安全，随着国家进入一个强国，也会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