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碾压”北大玩转美国排行榜,曲阜师大数学排名“中国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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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压”北大玩转美国排行榜,曲阜师大数学排名“中国第1”

夹在这些名校中的,还有排名第7的山东科技大学

其“高被引论文数”达到194篇,在排行榜中显得尤为突出

来源:曲阜师范大学微信公众号

本刊记者/彭丹妮

一所地处鲁西南一座县城里的大学——曲阜师范大学,还未摆脱昔日所谓“考研基地”的标签,现在又制造了新的“神话”。

2020年10月20日,被称为全球四大大学排行榜之一US News(《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新发布的2021年榜单上,曲师大赫然出现在中国数学学科的榜单首位,尾随其后的是国内数学领域强校北京大学。在这个榜单上,曲阜师范大学的数学排名,不仅是中国第一,也是亚洲第一、全球第19。

在国家教育部2017年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在数学学科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评估结果为A+,曲阜师范大学的评估结果为B-,全国排名第67。但现在,在这个最新出炉的排行榜上,曲师大的数学无疑实现了“逆袭”。

2018年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育学讲师米格尔·安东尼在学术媒体上撰文指出,排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市场化”领域的一项指标,因此,它们应该给出自己的“消费者警示”。尽管现在许多排名都对其不同的排名方法做了一些解释,但不太清楚的是,读者们是否仔细阅读和理解了这些方法的意义,或者这些指标实际上衡量的是什么。

提升排名的门道

在2019年US News发布的中国数学学科榜单上,曲阜师范大学与位于青岛的山东科技大学尚未进入到排名前10的位置。但一年之后,这两所山东地方高校,却突然跃居第一和第三的位置。在最新的排行榜上,国内高校紧随曲阜师大之后的分别是北京大学、山东科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这些排名结果背后是一道不难理解的数学统计题。在US News的排名方法中,每个榜单的排名依据由13项指标组成,每项指标被赋予一定的权重。其中,文献计量指标占比多达65%,包括标准化论文引用指数、论文引用总数、引用率前10%的论文数量、引用率前10%的论文总数占比等,其余指标包括全球学术研究声誉、区域学术研究声誉等。

对比曲师大、北大、复旦、上交这四所高校得分最高的三项指标可以发现,后面三所国内顶尖大学的突出优势全都是“区域学术研究声誉”、“出版物”和“与国际合作的论文总数占百分比”这三项。而曲阜师范大学得分最高的都是与论文和引用相关的文献计量指标,其中“标准化论文引用指数”、“数学领域引用率前10%的论文数量”以及“数学领域引用率前10%的论文总数占比”三项均为全国第一。

但这些指标并未进一步细分发表在不同层次期刊上的论文的权重,也没有区分本校与外校的引用。“一个高水平期刊的论文,被引用了100次,跟一个乱七八糟的期刊论文200次的引用,质量能一起比较吗?“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林成华说。

曲师大的论文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我引用情况。例如,一篇2010年发表的数学论文被46篇文章引用,有14篇属于本校引用。另外一篇2016年的文献中,33篇引用该论文的文献有10篇属于自引。

美国东北大学曾经的一位校长理查德•弗里兰对排名的看法是:排名给你提供了一个可能玩转的场地,一种竞争的方式。在其担任校长的10年里,弗里兰将学校在US News排名中的位置提升了60多位,被媒体评价为“US News发布排名以来,最戏剧化的事迹之一。”

曲师大数学在文献计量相关指标上的突出表现有迹可循。数学、工程学、化学是曲师大ESI世界前1%的3个学科。所谓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基本科学指标),是在人为划分的22个学科中,通过对论文数量、总被引、篇均被引等指标的统计,排出居世界前1%的高被引论文、引用前0.1%的热点论文等,已经成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要评价依据。

在2020年1月发表的今年第1期数学领域ESI数据排行中,曲师大位列中国第10名。其中,论文数量与中科院、北大、复旦相比还有差距,但“高被引论文数”达到120篇,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在该指标上的数据分别仅为25、21。

值得注意的是,夹在这一众名校中的,还有排名第7的山东科技大学,其“高被引论文数”更是达到194篇,在排行榜中显得尤为突出。2020年5月的ESI数学学科榜单中,山科与曲师大则分别蹿到了第一和第三的位置,曾在小圈子中引起了争议。

与各式评价体系都难免成为指挥棒一样,近年来,国内一些高校也想方设法提高ESI排名。据新华社等媒体报道,由于ESI并不区分自引与他引,有的高校将本校发表的论文整理出来,鼓励学校教师优先引用这些论文,一些学校则直接通过现金奖励的方式,引导对本校ESI学科论文进行引用。这类做法意味着,无论是US News还是ESI排行榜,其背后量化的指标看似公正,实则具备可以操纵的空间。

曲师大数学学院教授白玉真在接受采访时曾对此表示,这是US News的机构行为,与学校无关。他说,他们知道本校数学学科的实力是什么,也知道与北大数学系之间存在着差距。“可能再过十年,我们也撼动不了北大数学系(国内)第一的地位。”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李侠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他对曲师大此次排名的看法:一个大学策略性地提升自己在排名中的位置,如果所发表论文没有学术不端事件,并不能批评它有太大问题。“存在规则,人家就可以在规则中取胜。但这种事是不鼓励的,它并没有实质地推动科学的发展,而且带来很不好的示范效应。”

利用排名系统早已有之

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印刷了第一个“美国最好的50所学院排名”封面。当时,恰逢美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普及化,就像消费指南一样,指导人们在上千所大学机构中做出选择变得必要起来。该榜单也成为第一个全国性的大学排名。第一个全球性的大学排行榜的出台则要等到2003年,由上海交大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简称“ARWU”)。

一年后,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也有了自己的排行榜——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简称“THE”),此后,越来越多的全球大学排行榜开始涌现。目前,世界上已公开的大学排行榜有50多种,世界大学排名机构有10多个,其中,影响最大的四个分别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US News、THE、英国夸夸雷利·西蒙兹公司的QS排名与ARWU。

1996年,当校长理查德•弗里兰从前任手中接过位于美国波士顿的东北大学时,这所学校不过是一所培养蓝领阶层的三流大学。弗里兰注意到,那些US News排名榜上位居前列的高校都有较高的知名度与声望,申请者人数多,校友捐赠多,而排名靠后的大学不得不拼命挣钱。在弗里兰看来,这张清单,有能力成就或毁掉一所学校。

因此,他提出了学校的战略:必须进入该榜单前100名,并将这看作事关东北大学生死存亡的大事。“毫无疑问,这个排名系统存在游戏规则。”弗里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于是他指示研究人员破解该排行榜的“密码”,并复制这套法则。

这是一种系统性的努力。比如,根据US News的排名方法,班级规模在20人以下,就会有加分,东北大学就把大量的班级规模控制到19个人;录取率,在排名公式中也起到很大作用,录取率低的学校显得更有竞争力,于是学校招徕更多申请者,并拒掉更多的学生,一年以后,学校排名提升了7位……2006年,弗里兰退休之后,在当年最新出炉的US News排名里,东北大学已经成功挤进前100。

各种排行榜的计算法则

除了前述几个国际大学排名,国内比较有名的几个榜单包括:中国校友会推出的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上海软科发布的中国最好大学排名、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制作的“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教育质量百优榜、中国重点大学竞争力排行榜,以及由“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负责人武书连制作的中国大学评价等。

每个榜单各自衡量的侧重点并不相同。上海交大高等教育研究院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程莹,也是发布了AWRU、中国最好大学排名等排行榜的上海软科公司创始人。他指出,需要参考大学排行榜的读者要仔细阅读并弄明白指标背后的含义,选择对自己有用的内容,才能更好地估量榜单的价值,有针对性地参考。“有的排名针对就业,也有的针对某一学科水平,甚至有排名针对技术专利,学生和企业等都能各取所需。”

比如,QS排名最在意的指标是学术同行评价与师生比,两个指标的权重分别达到40%与20%,而上海软科发布的中国最好大学排名将30%的权重赋予生源质量(新生高考成绩得分),其次才是科研质量(10%)、顶尖成果(10%)等,中国大学评价则更简单,只有两项一级指标: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权重各占50%。

即便是不同榜单中出现的相同指标,也不一定衡量相同的东西。以声誉影响这一指标为例,当前四大世界大学排行榜中的三个均有这一项,但对应的二级指标和赋权却各不相同,QS的声誉指标考察学术声誉和雇主声誉,而THE则注重教学声誉和科研声誉。

大学排行榜面临着各自不同的公信力挑战。中国科技大学大学评价课题组曾发表文章称,以2010年“中国大学评价”榜单为研究对象,发现其在指标设计上存在缺陷,比如,“本科生培养得分”一项主要取决于“大学本科毕业生数量”,以“数量”代替“质量”。在这个榜单上,麻省理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等世界名校的本科生培养得分均在榜单的100 名之外,与常识严重不符。

围绕大学排名的操作过程,也不时有“潜规则”曝出。2009年,时任天津大学校长龚克透露,曾有一家排行榜的制作机构找上门来索要“赞助”,遭到学校拒绝。同年,《人民日报》报道,成都理工大学曾于2004年和2006年两次邀请“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负责人武书连来校讲座,随后两次给武方面汇款数万元,此后该校在武书连的排行榜上名次提升。

在没有绝对正确或者真实反映大学现实的排行榜出台前,洪成文说,学生和家长在参考大学排名的基础上,可通过高校招生专家、亲朋好友和网络渠道等手段,将排行榜的信息与所获得的信息加以比较、权衡,作出更加个性化且理性的决策。李侠建议,该可以参考一个大学长期积累的口碑。相对于短期发了多少文章,一所学校如果有非常好的口碑,通常都是经过几十年沉淀的结果。

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林成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1世纪头十年,中国高等教育正处在强调向国际接轨时期,而且中国也没有非常权威的评价体系,因此,高校非常看重国际排行榜。一二十年后,当中国成为全球的科研大国时,中国一流的高校,已经开始更加理性地对待这些排名。

但对于那些普通高校来说,排行榜依然很有吸引力。将一所学校原来的排名从110名进入100强,这是一个校长显性的绩效指标;学校知名度提高了以后,也有利于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洪成文也表示,排行榜影响不了那些最顶尖的学校和那些差到进不了排行榜的学校,因此对于高等教育界的影响只是中间那一小部分高校。

李侠将科学界对数量考评的片面追求概括为“绩效主义”,而刻意地提升大学排名则是绩效主义在当下的一种极致化表现。结果,它产生的深远影响是,让科学偏离科学本身,而为“指标”而指标。

“我们知道唯数字的客观主义已经造成了科学界一个很坏的指挥棒,它没有真正推进中国科技的发展,只是造就了无数论文的产生、无数引用率的提高,这种‘进步’是一种规则性的产物,但它好歹能够相对客观地激励学术界。”李侠说,如果这些指标取消了,比如未来评委认为一个人水平够高,就给他评教授,那怎么避免人情社会和裙带关系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尽管依赖量化指标过于粗糙、简化,但它有一种相对的竞争公平性,也给了不同机构流动的可能性。

“你可以拥护我们,或者痛恨我们,但我们不会撤退。大学官员们普遍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对他们来说是利大于弊。能解决的问题的并不是我们,我们只是把数据放在那里而已。”《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位编辑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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